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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斯大林越來越喜歡使用自己的話作為論據。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論據就成了至高無上的真理。但越到後來斯大林就越是很少察覺到這點。例如，在給斯維爾德洛夫大學講課時對列寧主義下了定義之後，斯大林便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一著作中實際上把這一定義吹捧為完美無缺和包羅永珍的。接著他又多次大量引用自己的東西，並且總是附加上這樣一類的評語：“這都是正確的，因為這完全來源於列寧主義”，等等。有時真是令人震驚，總書記竟然把自己的結論抬得那麼高，評價得那麼高。後來這竟成了一種慣例：讓讀者們去參閱他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在回答波科耶夫同志《關於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時，斯大林不僅閉口不談這一思想完全屬於列寧，而且還硬說正是他斯大林提出了這一思想。總書記沒有用什麼特別的論據來麻煩自己，他在文章的附言中直截了當地說：“您拿來《布林什維克》雜誌（莫斯科出版的）第３期看看我寫的一篇文章。這會便於您的工作的。”至於對波科耶夫的回答本身，除了一些正確的原則之外，斯大林特別強調一個思想：“工人階級同勞動農民結成聯盟，就能徹底打敗（這裡和下面的著重號是我加的。——本書作者注）我國資本家”，“反對派卻說，我們不能徹底打敗本國資本家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如果我們不打算徹底打敗我國的資本家我們奪取政權是多餘的”。紓紥矠這裡強調的是在１９２６年“徹底擊潰”剝削階級的殘餘，這是非常明顯的。看來在當時這並不是主要的任務。隨著時間的推移，“徹底擊潰”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非常錯誤的論點：越是向社會主義前進，階級鬥爭就越尖銳。“打擊”和“徹底擊潰”很快就成為斯大林幾乎最主要的工作了。

儘管斯大林理論概括的水平極為平常和一般，他卻十分喜歡下定義。可以舉出以下一些廣為人知的定義：關於列寧主義的實質、關於民族的實質、關於政治上的戰略和策略、關於傾向的實質等等定義。這些定義可能在普及列寧主義基礎方面起過某種作用。但斯大林是一個極其願意進行教條式思維的人，他簡直把定義奉為了教規，他可以用整篇講話來證明某個反對派對某個問題的不理解。

不過，看來斯大林理論“創作”中最消極的東西要算是他實際上拋棄了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實質，逐漸地“論證了”——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犧牲的社會主義”。總書記的這種世界觀慢慢地使得他無所顧忌地實行了罕見的大規模的鎮壓，把暴力手段作為建設新社會的主要社會方法來廣泛使用。事實上，把斯大林的理論觀點，特別是把這些觀點具體化的方法加以分析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說，總書記逐漸脫離了列寧主義。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但這是事實：斯大林仍是布林什維克，但他最終並沒有成為列寧主義者！這是黨的領導人！在許多種社會主義，如空想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兵營式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當中，斯大林創造了某種自己的東西，即官僚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既包含教條社會主義的特點，也包含兵營式社會主義的特點。總之，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當然，在千百萬人建立起來的這一社會主義的活的機體組織中，他不能、不可能也沒有來得及使一切變形。但是今天我們知道，還不能把一個只有高度社會化程度、集體的東西高於個人的東西、一切完全由“上面”來計劃的社會稱作社會主義社會。列寧所預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是那樣一種社會主義，處在它的中心位置的是人。列寧的社會主義概念是民主，是人道主義，是人，是社會公平。這種立場永遠也不會與暴力結合在一起，不會與權力脫離人民結合在一起，不會與半神化的領袖結合在一起。這證明，在某個階段上，斯大林越來越脫離了列寧的社會主義思想。

為了公平起見，不能不指出，總書記的文章、演說、答辯、回答，一般都是他自己動手準備的。他的助手們以及在各個時期同他一起工作過的、總書記機關中的其他負責人所提供的證明，使人們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儘管斯大林負擔大量的工作，他還是很注意提高自己的。根據他的專門要求每天給他挑選書刊，送去文章的剪片、地方黨刊的綜合材料、國外報刊的綜述以及最有意思的來信。

有一次他長時間地在看一封柏林的來信，回信的地址是：採林多夫，瓦爾特馬爾大街，１１號，“維拉·尼娜”，Б·П·克雷莫夫收。這是一封很不尋常的信。寫信人是一位“失勢者”，作家，１９１７年逃離俄國，但他在留心地、專心致志地注視著新的俄國。斯大林一面讀著這封信，一面在上面劃線。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