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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也把一些檔案送給自己的戰友，徵求他們的意見，但是通常別人的意見對他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斯大林在檔案上似乎是在徵詢意見，他寫道：

伏羅希洛夫同志。

怎麼辦？

約·斯大林

伏羅希洛夫答覆：

斯大林同志。我想，可以批准。

克·伏羅希洛夫

１９３６年４月７日

在下面，還是在這個檔案上，接著是一個堅決的批示：

我反對。

約·斯大林紒紞矠

在結論中不提出任何理由就否定他人意見、只是自己說了算數的武斷態度逐漸造成了一種局面，使很多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力圖首先去猜測斯大林的意見。很多人做得很成功，特別是貝利亞。

雖然斯大林繼續公開強調中央委員會工作中集體領導的意義，但是在３０年代中期誰也不能公開發表自己的不同意見，甚至不能對“斯大林政策”的正確性有絲毫懷疑。集體領導變成了由集體對“領袖”的決定、結論、方針表示機械的贊同，從而奠定了官僚專制政體的基礎。

我在瞭解很多記名調查結果以及對某個問題的缺席表決結果時，從未碰到一例這樣的情況，即某人哪怕是間接地對斯大林明顯錯誤的、有時甚至是罪惡的建議提出異議。關於這一點下章中再談。但是，在這裡還想再重複一下前面不止一次談到的思想：中央委員會領導中誰也不打算對說實話的機會加以利用，哪怕是最後一次機會。誰也不願意（或不可能）反對斯大林，哪怕是用最溫和的形式。很多已經處在生死線上的人也常常順從地贊同“領袖”的意見，甚至意識到，這樣做並不能減輕對他們的判決。要知道，中央委員會成員中並不是都是斯大林堅決提拔起來的“應聲蟲”。

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黨的檔案證明，討論任何問題都必須根據“領袖”的指示和觀點進行。各種會議、全體會議的成員在提出往往是正確的經濟、社會、技術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時，必須用斯大林在不同時期講過的“思想”、“論點”、“結論”加以論證。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以後，一直到“領袖”逝世之前，已經沒有人能夠公開對他提出的論點發表某些“補充”或“充實”的意見了。實際上在黨內逐步確立了闡明教義的家長制原則。

古代就有人指出，絕對的、沒有任何限制的權力會變成災難。在古羅馬歷史學家薩柳斯蒂致愷撒的“信件”中有這樣一句格言：“誰也不會自願把權力讓給別人。不論站在勢力頂峰的人如何善良和慈悲，他都可能會因濫用自己的權力而引起擔憂。”遺憾的是，歷史不止一次地證明了這段話是有遠見的。

斯大林認為，政黨和領袖之間的關係應該在全體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容易接受的群眾性出版物中固定下來。這些出版物是１９３８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十年後出版的“領袖”的《傳略》。在１９３７年《布林什維克》雜誌第９期上斯大林發表了《給聯共（布）歷史教科書編者們的信》。斯大林寫道，《黨史》要把重點放在黨同各種派別和集團、同各種反布林什維主義傾向進行的鬥爭上。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這樣一來，黨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為正是他——斯大林“擊敗”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們領導的集團和“傾向”。用這種簡單的方法，即首先透過同“反對派”的鬥爭來描寫黨的歷史，當然佔首要地位的就是鬥爭的勝利者——斯大林。毫無疑問，當時，確有不少各種派別組織，但多半不是反列寧主義的，而毋寧說是反斯大林主義的，同它們的鬥爭在黨內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但是，黨的歷史當然不能僅僅歸結為、也不應該僅僅歸結為這一斗爭。

斯大林毫不客氣地“指示”（我們知道，他早已習慣於這樣做）教科書編者們更多地引用他的思想。例如，他建議利用“１８８２年恩格斯給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和我對這封信的評論。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所作的關於聯共（布）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報告第一章中，曾經引用了這封信。如果不作這樣的說明，聯共（布）歷史上各種派別的鬥爭就會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無謂糾紛，而布林什維克就會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藥的好鬧無謂糾紛和好打架的人”。紒紟矠全體編者根據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簡明教程》的編寫工作，這本書長期以來成了億萬蘇聯人民思想和理論教育的主要的、常常是惟一的教材。在我國發行的總印數近４３００萬冊的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