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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斯大林的這篇文章在某種程度上是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１０月１１日發表的《論時局》相呼應的，而這兩個驚慌失措的人在這封臭名昭著的信中反對中央委員會關於準備武裝起義的決定。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寫道，“我們舉起手槍對準資產階級的太陽穴”，並且說資產階級在這種威脅下就不可能破壞立憲會議。斯大林在起義前夕也認為可以再重新提出召開“立憲會議”的主張。同時，他的確也論證了“必須以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政府來代替基什金—柯諾瓦洛夫�政府”紕紦矠。

斯大林參加了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然而，儘管斯大林進入了決定一切最重大的革命問題的黨的領導“層”，但是在１９１７年他並未在任何問題上表現出巨大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也沒有向中央委員會提出過任何獨到的見解。他屬於第二或第三領導梯隊，因此後來對斯大林在革命中的傑出作用的一切頌揚都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這種作用是杜撰出來的。

斯大林儘管進入了幾乎所有的革命機構，但是幾乎沒有負責任何具體的工作，然而他那精細敏銳的目光注意到了許多東西。托洛茨基的幹勁、加米涅夫的工作能力、季諾維也夫易衝動的性格都使他驚歎。斯大林曾幾次見過普列漢諾夫，並且對他相當尊敬。普列漢諾夫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俄國曆史還沒有磨出烙社會主義餡餅的麵粉”，這種激烈的語句使斯大林大為震驚。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始人之一併沒有到此止步。普列漢諾夫稱列寧的《四月提綱》為“夢囈”，他譴責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又譴責了佈列斯特和約。普列漢諾夫受到革命洪流的衝擊而陷入庸俗改良主義的進退維谷的境地，他對現實感到失望，因為現實不“符合”他的理論，於是他到芬蘭去了。他不可能接受十月革命，但是也不想反對它。他的政治原則都是道義上的原則。

１９１８年６月４日，在有列寧參加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莫斯科蘇維埃以及莫斯科工會組織和工人組織的聯席會議上，為已故的普列漢諾夫默哀１分鐘。斯大林感到驚奇。他認為，一個公開表示不贊同他的事業的人就永遠變成了敵人。因此，他認為托洛茨基在這個大會上致悼詞和季諾維也夫在《真理報》上發表悼念文章都是多此一舉。對斯大林來說，革命只是鬥爭。非此即彼。不是盟友，就是敵人。如果斯大林還沒下決心支援一方面，那麼他的非此即彼的邏輯只能使他觀望，不可能有別的選擇。斯大林在內心深處把向已故的普列漢諾夫致哀稱為與革命者不相容的“自由主義”。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是知識分子的老毛病，是“意志不堅定”的表現。黨內的同志還會有機會確信這位未來的“領袖”的觀點是前後一貫的。

十月武裝起義過去三年後，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一批當年參加過十月革命的人一起參加紀念晚會。斯大林也被邀請，但他不願參加。許多人都來了，有托洛茨基、薩多夫斯基、梅霍諾申、波德沃伊斯基、科茲明等。人們多次回憶起列寧，也談到托洛茨基，提起過加米涅夫、加里寧、季諾維也夫、諾根、斯維爾德洛夫、洛莫夫、李可夫、邵武勉、馬爾金、拉齊米爾、契切林、瓦爾登以及新世界的其他締造者。速記記錄還儲存著：人們一次也沒有提到過斯大林無論談到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活動，還是談到布林什維克在士兵和水兵群眾中的工作，都沒有一個人想到要提斯大林的名字，儘管未來的總書記實際上曾在一切高層機構中任職。要知道幾乎上面提到的所有人和其他許多人在那個歷史性的時刻都奔向“阿芙樂爾”號，都攔截過克倫斯基調來的腳踏車兵大隊，組織奪取銀行、電報局和車站。對大家來說，斯大林還是一個執行革命機構委託的個別任務的不顯眼的配角。他實際上不具備從事創造性革命活動的能力，不能像他的許多同事那樣來證明自己。

未來的“專制君主”對自己的“不顯眼”、作用不大，感到非常苦惱。到了３０年代只有當別人從“兩個領袖”創業的角度來談十月革命時，斯大林才感到心情舒暢。起初，革命的一些真正的英雄“遭到”冷遇、“歷史性的清洗”和糾正；後來到了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９年那個悲慘時期，他們的肉體也被消滅了。到了４０年代，剩下的十月武裝起義和積極領導者已屈指可數了。一般來說，只有那些為領袖撰寫新的“十月革命傳略”的人還活著。對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時期的作用越誇大，革命老戰士就越少。

第一部第一章　武裝起義（3）

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年以後把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