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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房間擠下我的父母、三個姐姐、二個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閣樓裡兩張我父親手做的木板床，睡六個孩子。樓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裡，一個藤繃架子床，餘下地方夠放一個五屜櫃，一把舊藤椅，一張吃飯桌子。

家裡孩子大了，夜裡只能拆掉父母房裡的桌子，放一個涼板床，兩個哥哥睡。白天拆掉涼板床，騰出空來放桌子吃飯，洗澡的時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說起來手續繁雜，成了習慣也簡單。

1980年，我家住在這個院子已有二十九個年頭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剛搬進這間小房時，父母只帶著二個女孩。毛主席在五十年代鼓勵生育，人多熱氣高，好辦事，而且不怕打核戰爭，炸死一大半人，中國正可稱雄全世界。大陸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八十年代邁入了十億。

從我生下，我們一家成了八口，我從未覺得家裡擠一點有什麼了不起，以前，下鄉插隊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來，現在文革結束了，知青返城，開始長住家中。到1980年這二間板房快擠破開了，象個豬圈，簡直沒站腳的地方。這年夏天的擁擠，弄得每個人脾氣都一擦就著火。

幾天前母親對我說，大姐來信了，就這兩天回來。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鄉插隊知青，因為最早，也就最不能夠回到城市。她離過三次婚，有三個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歲，生了孩子就往父母這裡一扔，自己又回去鬧離婚結婚。“天棒！”母親一提起大姐就罵。“我啷個會養出這麼條毒蟲？”大姐一回來，呆不了幾天，就會跟母親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罵，罵的話，聽得我一頭霧水。直到把母親鬧哭，大姐才得勝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為什麼，大姐不在，母親就會念叨。一聽見大姐要回來，母親就坐立不安，時時刻刻盼望。我總有個感覺，這個家裡，母親和大姐分享著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覺得無關的拐拐彎彎肚裡事。

就這年夏天，好多事情讓我開始猜測恐怕那些事與我有關。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讓我套出一點口風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親一樣，在盼大姐回來。

我是母親的一個特殊孩子。她懷過八個孩子，死了二個，活著的這四個女兒兩個兒子中，我是麼女，第六。我感覺到我在母親心中很特殊，不是因為我最校她的態度我沒法說清，從不寵愛，絕不縱容，管束極緊，關照卻特別周到，好象我是個別人的孩子來串門，出了差錯不好交代。

父親對我也跟對哥姐們不一樣，但方式與母親完全不同。他平時沉默寡言，對我就更難得說話。沉默是威脅：他一動怒就會掄起木棍或竹塊，無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貼的皮肉。哥姐們，母親一味遷就縱容，父親一味發威。對我，父親卻不動怒，也不指責。

父親看著我時憂心忡忡，母親則是兇狠狠地盯著我。

我感覺自己可能是他們的一個大失望，一個本不該來到這世上的無法處理的事件。

4

父親在堂屋裹葉子菸，坐在一張矮木凳上，葉子菸攤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紅漆掉得只剩幾個斑點，凳面有個小方塊，嵌鑲著四塊瓷磚，中心是朵紅花。這樣講究的凳子不知從哪兒來的。他熟練地裹煙。堂屋裡光線黯淡，但他不需看見。他眉毛不黑，但很長，臉上骨骼突出，眼神發亮，視力卻差到極點，一到黃昏就什麼也看不見了。他很少笑，我從未見過他笑出聲，也從未見他掉過淚。成年後我才覺得父親如此性格，一定堆積了無數人生經歷。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裡我最不瞭解的人。

我放學回家，見房門緊閂，裡面傳來洗澡的水聲。

“是你媽回來了，”父親說，極濃的浙江口音。“餓了沒有？”他掉過頭來問。

我說，“沒有。”

我把書包掛在牆釘上。

父親說，“餓了的話，先吃點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們回來，”我說。聽著房門裡洗澡聲，我突然不安起來。

母親一直在外面做零時工，靠著一根扁擔兩根繩子，幹體力活掙錢養活這個家。四人抬的氧氣瓶，過跳板時只能二人扛過去。她搶著做這事，有一次一腳踩滑掉進江裡，還緊抱氧氣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話就說，“我還能抬。”

她不是想做模範，而是怕失去工作，零時工隨時都可能被開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剛建好的藥廠砌鍋爐運耐火磚，母親趕去了。那時還沒我，正是大饑荒開始時，母親餓得瘦骨嶙嶙。耐火磚又厚又重，擔子兩頭各四塊，從江邊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