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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在黑漆漆的衚衕裡繞著，在一個黑漆漆的衚衕口被攔下下來；便衣警察

早等在巷口。

一腳高一腳低地踩著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個黑漆漆的院落裡．看不清

面貌。刑警邊走邊訊問：

“您是臺灣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麼關係？”

“表兄妹。”

“您為什麼來北京？”

“處理版權問題。”

“那九千塊錢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過來；表哥大概認為由臺胞身份的我來擔負這九幹塊的私

下交易比較保險。

“我可以見見表哥嗎？他已經在你們這兒好幾個小時了。”

“不。請等一等。我們想先跟您談一談。那錢是您的嗎？是您要侯建威去換的

嗎？”

我沉吟不答。

我該怎麼衡量這個情勢呢？在一個法治社會里，這筆錢屬於我，所謂的“海外

學人”、“臺胞”、“作家”，或者屬於侯建威，一個不會說北京話的中國農民，

應該在法律上不構成任何差異。然而我知道：有人搶了“臺胞”的錢，因為是“臺

胞”的錢，所以判了死刑。一個臺灣記者被搶了一百塊錢之後，不敢報案，他說：

“報案？萬一那個人被判了死刑怎麼辦？”

思緒百般迴轉，另一個便衣警察，長著張年輕的娃娃臉，走到我面前。我和他

握手。

“你的筆鋒很利。”他開口說。

“什麼？”我瞠目結舌沒有想到在這種時地聽到這樣的客套虛話，真是不合時

宜。

“您表哥進來報案的時候，”娃娃臉警察說，“我正在讀您的《野火集》。”

在一個狹小的房間裡，表哥正襟危坐著，兩手放在膝上，像個規矩的小學童。

原先接我的刑警繼續向他問筆錄。

“總共有四個人在車裡，一個麻子，一個胖子，一個戴墨鏡，腰上有對講機，

還有一個呢？”

在另外一個角落裡，讀者面對作者，提出問題：

“龍女士，您的書我很喜歡，可心裡又有很多問題。太多的自由不會造成動亂

嗎？您覺得民主適合中國國情嗎？”

我的耳朵遊離地聽著兩個角落裡的聲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關係，你這案子我們根本就不會管。北京像這樣的

欺詐案每天都有好幾件——”

“人民跟政府‘對立’，那政府怎麼做事呢？”

“你說的車牌號碼我們已經查過了，是假的，根本沒那個號。那是個專門的、

職業的欺詐集團。總而言之，你太貪心了。”

“臺灣的民主又到了什麼階段呢？國民黨怎麼會把權力讓出去呢？”

“我們明天會帶你到幾個點繞繞，看看是否會碰到些線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

午夜十二點。在北京一個燈光黯淡的派出所裡，我在一本刪節過的盜版《野火

集》上籤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無法忘記警察那對清純的眼睛，同時充滿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對真相的疑懼。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路 口

這是個人口在三四萬之間的小城，名叫衡東，在東西南北街交匯的十字路口。

我將單車停下來。

乍看之下，這是一個亂成一團的路口，四個方向都在鋪路，每一條路都只有半

邊可行，尚未鋪的半邊矮下去，鋪好的半邊高上來，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懸崖一

樣陡然截斷。土路上擺著農人的攤子，這兒一簍絲瓜，那兒一籠橘子。水泥路面上

鋪著一層泥濘乾草，保護新鋪路面的潮溼，三三兩兩的驢子搖晃著尾巴，閒閒地扯

弄著乾草，各種各色的車輛擁擠在鋪好的和未鋪好的路上鑽來鑽去，忽上忽下，時

左時右，爭奪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裝的載客車——載滿了人，幾個年輕人還懸吊

在車尾——駛到斷崖路口，唉呀，這麼小而禿的車輪，這麼高聳的路面，我以為它

肯定要翻車了，可是不，它像個螃蟹一樣攀爬下來，噴出一團黑煙，繼續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