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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在文革中被逼迫交待的主要問題有三個：

一、發動“百團大戰”的野心和動機。

“百團大戰”又名“大破襲戰役”，是抗日戰爭期間由彭德懷所指揮的中國軍隊向日本侵略者發動的最大一次主動攻擊，也是華北戰場上最大的一次反圍攻戰役。時間是1940年8月20日。當時參加戰役的主要有22個主力兵團，再加上各根據地的武裝力量自動參加，共有104個團，故稱“百團大戰”。

發動“百團大戰”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當時國民黨在全國散佈“八路軍潛而不擊”、“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等言論，挑撥人民群眾和八路軍的關係。二是國民黨軍隊中出現投降主義傾向。他們以“曲線救國論”指使他們的部隊降日。三是日軍推行所謂“治安強化”政策，對根據地實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據地日益縮小。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必須主動出擊，以喚回人心，澄清是非，挽救抗日根據地。

“百團大戰”進行了三個月零五天，共擊斃日偽軍2．5萬餘人，俘敵1．8萬餘人，破壞鐵路900餘里，公路3000餘里，撥掉敵據點2990餘個。是抗日戰爭以來戰果最為輝煌的一次戰役。但“百團大戰”也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後果：過多地暴露了八路軍的實力，傷亡過多。

“百團大戰”勝利的訊息傳到延安後，毛澤東同志立即給彭德懷打來電報，稱讚“‘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9月18日，延安2萬人集會慶祝“百團大戰”的勝利，大會還發出致朱德、彭德懷及八路軍前方戰士的慰問信。

由此看來，至少在“百團大戰”勝利後不久，全國上下包括毛主席在內，對其看法是一致的，都充分肯定了“百團大戰”的成績和意義。雖然以後對“百團大戰”的看法在軍隊內有了分歧，但也是肯定成績為主，同時指出了客觀上所產生的不利後果。應該說，這一看法是比較公允的。然而，在廬山會議及其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毛澤東在1959年7月31日的常委會上又一次把這一問題提了出來，林彪則在一邊煽風點火。之後，毛澤東又在1966年10月24日召開的中央彙報會上將彭德懷和高崗、饒漱石扯在一起，認為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是搞“獨立王國”。至於“文革”中對“百團大戰”的攻擊則更加放肆，也更為可笑。有人攻擊說皖南事變是因為“百團大戰”暴露了力量，引起蔣介石的進攻。也有人置基本的歷史事實於不顧，竟將遠在1927年上海發生的“四·一二”事變和長沙的“馬日事變”也歸罪於“百團大戰”。其卑鄙之極令人汗顏，其無知之至更令人發嘔。

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中確有過失誤。他自己也有所意識，並在他的《彭德懷自述》一書中有所交代和總結。這些過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對日軍進攻方向估計不對，過早發動戰役，從而減輕了日軍對蔣介石的壓力，客觀上起了援助蔣介石的作用。

二、由於“百團大戰”中我軍實力暴露較大，從而使日軍從華東、華中調回兵力，加強對華北根據地的進攻，給華北地區人民帶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損失。

三、戰略指揮上有蠻幹思想，致使我軍得不到休整，部隊過於疲勞，戰鬥力減弱，使一二九師傷亡過多。

這些問題至多也只能算作戰略指揮上的失誤，與所謂的“搞獨立王國”、“裡通外國”壓根就不沾邊。林彪、江青一夥之所以抓住這一問題不放，無非是想給彭德懷多加一條罪責，並透過這一問題來攻擊更多的中央領導人而已。

二、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是怎麼死的。

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是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這一問題，如今也作為一條罪責提出來了。彭德懷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出兵朝鮮前和朝鮮戰場上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出現在他的腦海。

1950年10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北京中南海的夜空，月明星稀，清幽寂靜。奉命準備率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的彭德懷從頤年堂開完會出來，正準備上車回去，突然有個高個子小夥喊著“彭叔叔！彭叔叔！”攔在路中。

“究竟是誰呢？這麼晚找我有什麼事呢？”彭德懷有點疑惑不解。走近一看，彷彿在那見過，卻又一時想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