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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從此，在紅四師中“徐象謙”的名字，連同“打狗戰術”，在許多人中傳頌著。徐向前這位不愛多語的黨代表，以他的勇氣、才能和智慧，嶄露頭角，贏得了廣大幹部和戰士的信任。

強將手下無弱兵。哪裡的戰鬥任務最艱鉅，哪裡的情況最危急，徐向前就出現在哪裡。有時，敵人的子彈在他身邊“嗖嗖”地叫，飛到他的腳邊，掀起一股股塵土，他仍從容不迫地進行指揮。有一次他的右胳膊中彈流血，就用左手指著敵人對想要幫助他的戰士喊：堅決把敵人壓下去！在指揮員以身作則的帶動下，他指揮的部隊軍紀極為嚴明。四川軍閥最重儲存實力，慣打滑頭仗。潰敗時，官兵往往把槍支。彈藥、銀元、衣物等沿途丟棄，讓對方去揀，以便自己爭取時間逃命。在反三路圍攻的一次戰役中，敵人又玩出這一花招。

但是，這一招對徐向前的隊伍毫無用處。各追擊部隊根據徐總指揮的命令，一律不去打掃戰場，猛追快進，消滅敵人。川軍從未見到過如此兇猛的追擊戰術，大批大批當了俘虜。紅軍一鼓作氣，沿途共俘敵6000餘人。

徐向前智勇雙全且頗有謀略，他率領的部隊又勇猛善戰，怎能不令敵人聞風喪膽？然而更使敵人望而生畏的還是他的“人山”戰術。

徐向前無論走到哪裡，都首先了解當地的敵情、民情、出產以及地形地貌，注意發動群眾，使隊伍能夠立腳生根。他從不打無準備之仗，特別是指揮大型戰役，不僅多方蒐集情報，而且織組部隊進行戰前大練兵，努力做到“知己知彼”。

兵家打仗，向來注重“天時、地利、人和”，而“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徐向前深諳此道。

抗戰初期，徐向前到山西做統戰工作，湯恩伯問他和劉伯承：“貴部政治工作（注：指爭取群眾）出色，鄙部欲效法，不知從何做起？”劉伯承直言對答：“就是不要脫離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徐向前說：“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還能去幹壞事嗎？”湯恩伯苦澀地說：“有理，有理！”

後來，在同閻錫山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會談時，徐向前又針對晉軍士氣低落的狀況說：“敵軍銳氣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隊沒士氣。部隊還是得有政治工作，多講一些‘大日本皇軍’可以戰勝的道理，把官兵計程車氣振奮起來。”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幾乎每次重大軍事行動前都要親自做戰前動員，戰後又及時總結經驗教訓。

徐向前從戎十餘載，多在山區轉戰，蓮花山、大別山、大巴山、祁連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他從小生長在五臺山下，他熟悉山地人剽悍純樸的性情，也熱愛掩護過他、養育過他的大山。他對山地的作戰指揮可說已純熟自如。由於戰爭的需要，1938年4月底，徐向前率“路東縱隊”向冀南挺進。這裡，除了孤獨的堯山之外，平沙無垠，林木稀落。面對強大的敵人，沒有山地的依託和隱蔽，很難以遊擊的形式在這裡進行持久抗戰。

然而，正如李先念所說，徐向前“具有驚人的軍事膽略，從不知恐懼為何物”。他找當地的幹部、群眾談話，親自調查冀南的民情、民俗，並和其他領導人一起研究如何開展平原游擊戰爭問題。一位幹部對他說：“我們總不能只靠山，山高林密，總不如群眾好！”這位幹部的話給了他很大的啟發：要堅持抗戰，要生存和發展，就要在平原上造“人山”。5月21日，《群眾》週刊刊出了他寫的《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在這篇文章中，他明確提出了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河北是人口較稠密的區域，假如我們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廣大的人民群眾動員到抗日戰線上來，把廣大的人民造成游擊隊的“人山”，我想不管什麼樣的山，也沒有這樣的山好。

“得人心者得天下”。徐向前以其寬厚的“仁者”之心贏得了民心和軍心，也使“徐向前”這個名字擁有多層含義，散發出威懾敵膽的獨特魅力。

4．3　穿皮鞋的紅軍指揮員

海倫在採訪徐向前的時候，注意到他“穿著一雙外國鞋”，並且說“據我所知，紅軍指揮員中只有他一個人穿皮鞋”。關於這雙皮鞋的來歷，沒有人深究，或許是剛從甘肅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帶回的“紀念品”吧。但這雙皮鞋卻使徐向前更顯得與眾不同，而且也引起人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似乎徐向前的部隊總是較其他的部隊更富有一些。

美國另一著名作家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一書中描述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情景時說，張國燾象對待窮親戚那樣對待中央中央指揮員，因為四方面軍不僅人數眾多，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