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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情況。

這兩人截然不同的觀點，引起了賀龍的深思。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分析比較，他得出了“還是社會主義頭頭是道”的結論。他後來說過：“當時，我聽談克魯泡特金的那一套，無論在理論上、政權上、國家軍隊問題上，都沒有什麼根據。而談社會主義時，我聽得條條有理，實實在在，有根有據，對我的思想是一個很大的啟發。那時候，共產黨在我腦子裡印象就很深了。自從我知道了共產黨，我就在注意找共產黨。”

的確，方漢儒講的社會主義的道理，象磁鐵般地吸引著賀龍。他請方漢儒天天給他仔細講解一些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和一些進步書籍，專心聆聽之後，提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

賀龍懷著極大的興趣詢問：“世界上有沒有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政黨？”

得到的回答是：有，國際黨（共產國際）。

從此，賀龍在中國尋找國際黨，開始了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思想的轉變。

三人桃源會面後，方漢儒回到原籍，賀龍念及舊情，留陳圖南當了第二支隊副司令，以後又當了參謀長。

二十年後，賀龍任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司令員在延安過五十歲生日時，回憶早年同他交往的友人中，特別提到了陳圖南和方漢儒，認為這兩個人“對我很有幫助”。

建國初期，他回憶在桃源時，陳圖南、方漢儒曾提醒他：

“方卿兄啊，帶隊伍光有人和槍還不行，還必須有一個黨作靠山才穩當，黨如同行路時的指路碑一樣，有了黨才有方向。”

那時，他們二人所說的黨，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國際黨”，這使賀龍在初次接受馬克思主義時，便認準了“國際黨”。

2．2　“我的路子走對了嗎？”

1923年11月，賀龍被任命為川軍第九混成旅旅長，後經孫中山改任為四川討賊軍第一混成旅旅長。

這年，賀龍率領部隊在四川與北洋軍閥及其四川地方勢力反覆激戰三年，結果，討賊軍以失敗而告終。討賊軍內部的高階將領之間開始紛紛爭權奪利，互相吞併，他們見利忘義，不惜背叛孫中山。這些使賀龍陷入了迷茫之中，不得不作進一步的思考了。賀龍請來了他的朋友和參謀劉達五。劉達五是黔軍總令袁祖銘的參軍，與賀龍交情甚篤。當時，袁祖銘在一些軍閥的拉攏下，對熊克武展開激戰，劉達五深感袁祖銘走錯了路，在勸說無效之後，決定到廣東去投奔孫中山。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賀龍。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虧的還是老百姓。中國這麼大，為什麼這麼窮？這麼弱？就是給這幫軍閥、官僚搞亂了！不打倒這些人，老百姓還能指望過上好日子嗎？困難啊！”賀龍感嘆道：“這麼大一個爛攤攤，哪個能收拾？”

“你覺得廣東怎麼樣？”劉達五忙問。

賀龍低頭沉默片刻，然後緩緩地說：“孫中山是個偉人，人民是擁護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槍。他依靠的還是軍閥隊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本錢。這不是當商人，可以借錢做買賣。”他突然問劉達五：“你聽說過俄國革命沒有？”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頭幾年裡，賀龍遠在湘西和川、黔一帶，沒有同共產黨發生直接的接觸。但他沒有忘記桃源時方漢儒對他講過的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產黨的情況。

劉達五回答：“前幾年在四川就聽說過，近兩年在雲南，訊息閉塞，俄國革命的情況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是前幾年聽說過，沙皇、貴族、地主、資本家統統被打倒了，由工農兵當家，搞共產。我很想知道這個‘產’怎麼‘共’法？它和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有什麼不同？中國也有共產黨了。不過，我想，不管怎麼‘共’，要有產才‘共’得成。窮人反正是不會吃虧的。”

三天後，劉達五帶著賀龍給他的一封大洋（一百元）作盤費，踏上了去廣東的路途。

然而，廣東的情況令人失望。劉達五到廣東，本打算重返滇軍，不久他發現滇軍中真正擁護孫中山的革命力量比較弱，只好取道海防，迴轉貴州，尋找從四川失敗後返往銅仁的賀龍。

1924年10月初的一個晚上，細雨霏霏。在劉達五的住處，賀龍不停地吸著菸斗，在房子裡踱來踱去。

“你認為我走的路子對嗎？”

“你常常說，你要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誰能說這條路子不對呢？不過打來打去還沒有打出一個天下來，你還在摸夜路啊！”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