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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會較普遍地滋長起來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蹟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彭德懷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他在《彭德懷自述》中說道：

“我對當時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議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問題，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因此，他當時一再強調，這封信是提供給主席看的。

彭德懷的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層浪”。廬山會議的議題本來是糾“左”的，由於這封信一度而為批“右”，整個會議的議題一下子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就連當時參加會議的人也感到不可理解。

一封普通的書信，為何竟會產生如此大的威力呢？這又不得不從毛澤東本人及其晚年的一些情況談起。

應該承認，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毛澤東不愧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毛澤東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打敗了強大的內外敵人，建立了新中國。這一功績是應該永久地載入史冊的。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後，特別是到了晚期，毛澤東的性格則是撲朔迷離，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力主反對主觀主義，另一方面，由於急於求成，欲求迅速擺脫貧窮落後的“捱打局面”，超英趕美，同蘇聯並駕齊驅，於是終於陷入了自己從來對之深惡痛絕的主觀主義，無視中國生產力還很低下的現實，以為憑藉黨和個人的威信動員起來的人民群眾的沖天幹勁，就可以創造人間奇蹟。於是，晚年的毛澤東終於成了一個理想化的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強調黨內民主，主張“團結——批評——團結”，另一方面，隨著革命和建設的一連串勝利，黨和個人威信空前的提高，人人由衷地高歌《東方紅》，毛澤東開始不謙虛了，個人的獨斷專行日漸發展起來，即使在這次廬山會議上，不少人也明顯地感覺到一種壓抑氣氛。

正是由於以上原因，當彭德懷、張聞天等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員公社運動的錯誤根源有所批評時，毛澤東就立即將會議的方向扭轉過來，要打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猖狂進攻”，要動員全黨、全民保衛“三面紅旗”了。雖然彭德懷一再強調那封信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但毛澤東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便將此信分發下去，組織學習討論。

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這封信的看法，剛開始還是一致肯定的，只是指出在一些問題的提法上有點過頭。但自毛澤東於7月23日發表個人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是意見書，並上升到“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的高度之後，對彭德懷這封信的討論便變成了對彭德懷的批判，而且調子越來越高，以致無中生有地出現了一個“軍事俱樂部”（由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四人組成，因四人在會議期間意見一致且來往密切）。之後，毛澤東又召開了“7月1日常委會”，將彭德懷歷史上的一些問題重新提出來討論。這樣，廬山會議實際上便成為批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大會了。

會議期間，雖然彭德懷對自己信中的一些提法作了檢查，對強加給自己的罪名作了申辯。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彭德懷的申辨是蒼白無力的。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問題基本上已作出了定性結論。

“一封朝奏九重天”。彭德懷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出於誠意寫給毛澤東的這封信，竟會給他帶來“右傾機會主義”頭目、搞“軍事俱樂部”、搞“獨立王國”的罪名。然而，他更沒想到的是，在他有限的政治生活涯中，這，僅僅只是開始，等待他的，還有更多更大的不幸。

2．2　掛甲歸田

廬山會議之後，彭德懷被罷去了國防部長的職務。這對於像他這樣一位耿直倔強，又有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勳來說，無疑是一個沉痛的、令他很難接受的打擊。然而，木已成舟，事實又一次顯示了它的無情和殘忍。罷官之後，彭德懷曾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具體談了他今後的打算：準備讀點馬列主義的書，作些社會調查，自食其力地參加一些生產勞動。

毛澤東只同意了前兩點，對後一點卻表示反對，認為他年紀大了，不宜再參加生產勞動了。也就在這一年，彭德懷舉家搬離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戶到北京西郊掛甲屯吳家花園。

掛甲屯是個富於美妙傳說的村莊名，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