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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已經說到，毛澤東在１９５６年所作的講話中提出向外國學習的方針。他是這樣解釋的：“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他又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

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

既然要向一切國家學習，當然就需要對外開放。

新中國初成立時，就準備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和其他經濟聯絡。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美國政府當時採取了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它透過朝鮮戰爭對中國實行武力威脅，透過臺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阻撓中國恢復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地位，企圖把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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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美國政府的這種政策影響了其他許多國家。在那種情況下，中國和一切國家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建立正常關係的願望不能完全實現，中國不可能實行全面的開放政策。

中國固然需要實行開放政策，但在開放政策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原則，就是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完整。在歷史上飽受民族災難的中國人民，十分珍視獨立自主的原則，維護國家應有的尊嚴。如果新中國政權放棄國家獨立和主權完整的原則而和世界交往，那麼它就會和以往的近代中國曆屆統治者一樣，遭到人民的唾棄。

在１９４９年雖然蘇聯領導人對於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抱有疑慮，但那時唯一能夠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支援和援助中國的只有蘇聯。因此中國只能像當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一邊倒”

，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但是到了６０年代，當蘇聯在中國頭上揮動指揮棒，提出有損中國主權的要求，並且企圖把中國的外交納入蘇聯的全球戰略軌道時，中國堅決地頂住了蘇聯的壓力，毫不退讓。這仍然是國家獨立和主權完整的原則高於一切的表現。

說獨立原則高於開放，並不是說這二者間的關係總是不能並存的對立。在正常的情況下，這二者是一致的。中國近代的長期經驗證明，犧牲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完整而實行的對外開放，只是使中國處於被侮辱、被損害、被剝削的地位，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對外開放。

世界許多國家的經驗也證明，一個獨立的擁有完全主權的國家，一個自身經濟發展的國家，才能夠正常地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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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地位衝破了各種阻礙得到了恢復。

１９７２年９月，中日建立了外交關係。

１９７９年１月，中美建立了外交關係。

在西歐各國中，除法國和北歐諸國已於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外，７０年代中國又和義大利、比利時、英國、荷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班牙等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且同歐洲共同體建立正式關係。中國和第三世界許多國家間一向存在的友好關係，在７０年代及其以後得到進一步發展。

這就使中國有可能提出和實行全面的開放政策。

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說：“必須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管理方法”。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的另一個決議中說：“必須下大決心用大力氣，把當代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經濟行政管理經驗和其他有益文化學到手，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和發展”。這些主張和１９５６年毛澤東關於提倡向外國學習的方針是前後完全一致的。

１９７８年以後的十幾年間，在實行改革政策的同時，對外開放的步子逐步加大。把廣東、福建沿海四個城市和整個海南省闢為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

又使從北到南沿海１４個港口城市成為開放城市。還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的廈門、泉州、樟州三角地區開闢為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