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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

這個方針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運用什麼機制，採取什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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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新的問題。

從５０年代後期起，中國在連續２０年的時間，為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做了各種努力。這期間犯過兩次大錯誤。第一次是１９５８年，以當時稱為“大躍進”的運動為標誌，這個失敗的運動造成了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與此同時形成的農村人民公社，後來事實也證明是不成功的。第二次是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時期。這個錯誤從１９６６年起長達十年之久。關於“大躍進”

、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情形，這裡不可能詳細討論。總的可以說，這些錯誤是由於要克服蘇聯型別的僵化模式，而錯誤地運用了過去中國革命中的群眾鬥爭、階級鬥爭的經驗，以為用在生產戰線、政治戰線上開展群眾運動的辦法，就可以增進社會活力，而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得更快。

在那２０年中，中國的經濟仍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是由於這些錯誤而付出很大的代價，遭到很大的損失。

那２０年雖然犯了許多錯誤，走了許多彎路，但並不是白白地浪費掉的。可以說，在５０年代後期，中國已經開始了改革的嘗試，也就是開始去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在那２０年中，犯了許多錯誤，得到了許多改革失敗的經驗。錯誤犯得或大或小，雖然有些具體的原因，但總的說來，在中國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要找到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的道路，實在是不容易的，不經過曲折和失敗，幾乎是不可能的。

“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犯的錯誤，也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糾正了這些錯誤。有了這些錯誤的親身體驗，就使人深切地看到，既要避免蘇聯型別的社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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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模式的錯誤，又要避免犯另一方面的錯誤。這種經驗是十分可貴的。

還應該指出，在那２０年中，在犯了錯誤和克服錯誤的過程中，也積累了很多正面的經驗。舉例說，早在１９５６年，中國領導人之一陳雲就已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情況將是這樣：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的計劃性方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裡，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補充。陳雲的這個意見當時受到黨和國家領導的重視，並在６０年代初期的經濟調整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顯然這是從理論和實踐上突破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而提出來的經濟體制改革的萌芽思想。類似這樣的有價值的改革主張，當時的領導人、各級工作幹部、研究工作者和群眾提出過不少，有些還在某種範圍內的實踐中執行過，取得了成就。雖然這些比較正確的改革主張，都被“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浪潮所淹沒，但它們的確是１９７８年以後進行的改革的先導。

１９７８年，在結束了那場錯誤的“文化大革命”

兩年之後，中國迅速地提出並實行改革的方針。

改革首先在農村中生效。

農村中的改革既是經濟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改革。改革又推進到城市和工業、商業、金融等各個方面。固然，改革的過程中仍然有些曲折，但是總的說來進行得是順利的，取得的成效是顯著的。透過改革，找出了一條符合於現階段中國的具體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我們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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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道路。這個現階段將一直繼續下去，包括下個世紀的四五十年。透過改革，我們所建立的並將繼續加以健全的經濟體制，概括說來，是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積極發展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建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並存的所有制結構；是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分配製度。這種經濟體制改革和與之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充分調動中央、地方、企業、各種社會力量和全體人民的主動性、積極性，來推進經濟建設，達到國家富強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

那麼，為什麼中國能夠在１９７８年後比較順利地進行改革呢？可以說，這是因為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