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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思想對黨的影響。在社會上，當然有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黨存在於這個社會里，它會受到黨外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但是，簡單地說“左”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未必恰當。

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很複雜，可以產生各種傾向，不見得一定就產生“左”的東西。譬如民主革命時，小資產階級難道都以為越革命越好？都只要鬥爭，不要團結？很難這麼說（第一個歷史決議也說到小資產階級的複雜性）。

而且這種說法好像有一個前提，就是隻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就一定不會犯錯誤；一旦有了錯誤，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或資產階級思想造成的。這也不大說得過去。站在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人，即使真是站穩了，還可能由於對形勢的估計不準確，由於看事情在認識上有偏差，於是造成這樣或那樣的錯誤，甚至可能是嚴重的錯誤。不能說錯誤都是產生於小資產階級思想或者資產階級思想。那樣解釋雖然簡單，但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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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決實際問題不僅無益，而且有害。

我們認為，“左”的傾向之所以容易產生，還是要從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中國革命的複雜性、特殊性來看。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確實需要革命，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面對的確實只有一條路，就是社會主義道路。

但是，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如何革命，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固然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為指導，但是還必須聯絡中國的具體實際，從實際出發。對實際的認識，以及在理論和實際的聯絡方面，如果發生偏差，就會發生錯誤。我們既然是革命的隊伍，就比較容易簡單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以為越革命越好，調子越高越好。這樣就容易產生“左”的傾向。

很久以來，人們有一種普遍的看法，就是“左”比右好。

這種思想至今還有較深的影響。剛才我說的“左”之所以產生，可以由於認識方法上的偏差，那麼，這似乎是證明“左”比右好了。所以我稍微談一談這個問題。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要求是要作階級分析，但階級分析一定要用得恰當。通常的一種說法是：“左”代表小資產階級，右代表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如果按這樣簡單的階級分析，那麼“左”也比右好。小資產階級總比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好吧。

其實這樣簡單地作階級分析是不對的，不可取的。黨內產生右的傾向，我看也不一定簡單地說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

革命隊伍裡右的傾向，也可以由於認識上的偏差造成。

譬如說，大革命時期犯了右傾錯誤的陳獨秀等人，和一些有右的傾向的同志，難道說他們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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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不能那麼說。王明在抗日戰爭初期，有右的傾向，導致投降主義。

但是犯這種錯誤的人，也不一定是代表資產階級。

近些年，我們兩個總書記犯錯誤，應該說是右的錯誤，他們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鬥爭，對動亂不堅決鬥爭。但也不好說他們是代表資產階級。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一會兒“左”

，一會兒右，那麼就說共產國際一會兒代表小資產階級，一會兒代表資產階級，也講不通。所以說，在革命隊伍中，在一定範圍內的“左”和右，都可以由於認識偏差而產生。當然，右的傾向發展下去，就可能變成對革命灰心喪氣，完全失望，甚至脫離革命，跑到敵人隊伍裡去。

這的確很嚴重。但是，我們不能以達到這種嚴重程度的右傾錯誤，跟革命隊伍內部的“左”傾錯誤對比，說是“左”比右好，這當然不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為達到個人野心而推行“左”的一套，已遠遠超出了黨內的範圍。而且極左會誘發出或轉化為右，那就更不能說什麼“左”比右好了。

我們要看到“左”傾錯誤的嚴重性。歷史證明，“左”傾錯誤可以把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搞垮。

３０年代以王明為代表的“左”

傾錯誤持續四年，幾乎把革命搞垮了。

“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造成經濟停滯，社會秩序陷入混亂局面。這樣搞法，只能引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懷疑和不滿。如果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撥亂反正，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沒有什麼前途。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