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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般規律的認識，表現為人們能夠大致瞭解新社會發展的方向，至於新社會發展的具體規律是人們不可能在事先掌握的。因此人們不可能像依據一個完美無缺的藍圖那樣，一下子就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新的大廈來。社會主義社會在其存在的長的歷史過程中，不可能不和其他社會一樣，因生產力的發展和其他各種客觀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由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也可能在認識上發生錯誤，新社會的發展變化就會更加複雜。歷史經驗證明，在客觀條件發生變化的時候，在建設者的認識錯誤需要糾正的時候，人們如果不能及時地實行改革，建設新社會的事業也可能失敗。

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改革是經常需要的，或者說需要進行改革的情況是會經常發生的。現在我們所說的改革，是針對從５０年代後期起的二十多年間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經驗而提出來的。這二十多年的經驗之所以提出改革的要求，和對此應該做怎樣的改革，是同從２０年代後期起的六十多年間以蘇聯為主的國際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有關的。在上述歷史時期內，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正面經驗，也暴露了在原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所難以避免的一些弱點，暴露了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一些扭曲的認識。在歷史的指路牌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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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不改革或者不能恰當地改革就要滅亡的嚴重警告。

在上述歷史時期的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模式，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及其他有關的體制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缺點，概括起來可以說主要有如下兩點：第一，過分地依賴集中的國家權力，以此來管理一切，支配一切，既使國家負起了力所不能及的沉重擔子，又使除集中的國家權力以外的一切社會積極性不能充分發揮出來，甚至受到壓抑。

第二，沒有從資本主義社會吸取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有用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有些可以拿來直接應用，有些需要加以某種改造。

這種社會主義的模式，反映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某些不正確的或不完全正確的認識。按照這種模式，社會生產力雖然也會有一些發展，但發展是很有限的，甚至明顯地表現為停滯。

中國在革命勝利後走向社會主義的時候，曾經搬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模式。這固然因為當時中國自己還沒有獨立的經驗，也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受蘇聯既有的種種觀念的束縛。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也曾對蘇聯的模式表示懷疑，並且試圖實行改革，但他們並沒有能在實踐中推進改革，或者還因為未找到正確的改革途徑而犯了另外性質的錯誤。

鄧在１９８８年明確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

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

（２６１頁）

在前一年他還說：“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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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

（２３７頁）接著他還說：“我們還有其他錯誤，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不是搬用別國模式的問題。”

（２３７頁）

“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中國自己獨創的，用這種錯誤的實踐當然不足以抵制不適用的別國模式。而且可以看到，這種中國獨創的錯誤中，也表現出上述的兩個基本錯誤。

由於套用別國的模式，加上其他的錯誤，造成了嚴重的惡果。鄧概括地說：“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這種情況不改革行嗎？”

（２３７頁）

鄧的改革的觀點和社會主義的傳統觀念相對比，其特點可以表述如下：鄧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以蘇聯為代表的傳統觀點則認為，社會主義既有的模式是最理想的模式，任何國家都只要照搬就行了。

鄧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範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１４２頁）這就是一方面說，改革即使是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範圍內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