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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９頁）。他又說：“沒有資本主義文化的遺產，我們建不成社會主義。除了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用來建設共產主義”

（《列寧全集》第３６卷，１２９頁。引文中所說的“資本主義文化”是指廣義的文化）。

所以列寧反覆強調，在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完成以後，就必須提出“向托拉斯的組織者學習”

，向“有大生產的經驗”

的“實業家和商人”學習的任務。他說：“我們現在要向他們學習，是因為我們的知識不夠，因為我們沒有這些知識。我們有社會主義的知識，但是沒有組織千百萬人的知識，沒有組織和分配產品等等的知識。老布林什維克領導者沒有教給我們這些東西。在這方面，布林什維克黨的歷史沒有什麼可以炫耀的。這門課程我們還沒有學過。所以我們說，哪怕他是一個大騙子，只要他組織過托拉斯，只要他這個商人曾經搞過千百萬人的生產和分配，只要他有經驗，我們就應該向他學習。如果我們不從他們那裡學會這些東西，我們就得不到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會在它已經達到的階段上停滯不前”

（《列寧全集》第３４卷，２３８—２３９頁）。

在中國革命勝利時，毛澤東也曾類似地提出這項任務。

他說：“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

我們熟習的東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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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接著他又說：”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

（《論人民民主專政》）。這些話毫無疑問是對的。

如前所述，中國的舊社會並不是一點沒有留下資本主義的遺產，但的確是太少了。

在一個國家中，原有的經濟基礎雖然落後，但具體的歷史條件使得無產階級可以領導人民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它就不應該退縮不前，——中國共產黨這樣做了。這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在開始社會主義事業以後，就必須充分估計到缺乏足夠的資本主義“遺產”而產生的困難，因此就要善於使用各種過渡的經濟形式來建設社會主義，並且十分重視學習資本主義生產的經驗和知識，包括科學、技術、管理方法，等等。

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長期間忽略了這樣做的必要，甚至以為，如果這樣做就違反了社會主義的原則，那就完全錯誤了。

中國現在國家和社會的經濟實力已經比３０年前大大增強。

但是我們如實地承認，我們還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１９７８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打破了在這以前一個時期中形成的對社會主義模式的僵化觀念，實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和搞活城鄉經濟的種種政策和措施。諸如在農村中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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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充分發展商品經濟，利用個體經濟和各種私有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等等。從這些做法中固然可以看到我們並不拒絕吸取以往的階級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生活的經驗。但是，這並不是什麼補資本主義的課，而是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出發，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形勢而採取的社會主義的政策和措施。

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外開放也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說：“必須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管理方法。”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又說：“必須下大決心用大力氣，把當代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經濟行政管理經驗和其他有益文化學到手，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和發展。”對外開放之所以重要，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就因為我們有必要向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許多為社會主義所必要的、而我們又缺乏的東西。

為了學習這些東西，我們不需要、也不可能重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能夠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學得更快、更好。——這是本文的結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