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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理想的”轉變，就是說，想用關於正義、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女神的現代神話來代替它的唯物主義的基礎（這種基礎要求一個人在運用它以前認真地、客觀地研究它）。

為此，馬克思慨嘆地說：幾十年來我們花費了許多勞動和精力才把空想社會主義，把對未來社會結構的一整套幻想從德國工人的頭腦中清除出去，從而使他們在理論上（因而也在實踐上）比法國人和英國人優越。但是，現在這些東西又流行起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１頁）

我們這裡說的“左”傾錯誤也供奉了一些“女神”。它所供奉的雖然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女神，而是“最革命”的、“最純潔”的、“公平”的社會主義的女神，但這二者同樣使社會主義喪失了它必須具有的唯物主義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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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胡繩文集

礎。

毛澤東同志為使中國革命的理論建築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曾進行了幾十年的鬥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運用於中國的具體的歷史條件，總結中國革命實踐中的獨創性的經驗，由此形成的毛澤東思想，雖然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智慧的產物，但毛澤東同志所起的作用是特別重要的。長期的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是富有創造精神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他的晚年，由於過多地信賴以往的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具體經驗，較少去認真地研究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後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因而逐漸背離他歷來提倡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由於背離這個原則，當他自以為是開闢一條社會主義的新道路的時候，實質上卻是被束縛在一些脫離實際的抽象的觀念和公式中。從這裡，後人可以得到極其深刻的教訓。

要糾正這些“左”傾的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走上正確的道路，很明顯的，就是要恢復毛澤東思想的傳統，也就是要恢復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的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傳統。要堅決地捍衛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基礎，同時又要敢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解決中國問題。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這樣做的。從三中全會以來，黨在指導思想上逐步完成了撥亂反正的艱鉅任務，黨和國家在各方面工作中所實行的方針、政策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使我國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好形勢。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已經堅定不移地轉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這不是簡單地回到１９５６年八大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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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的經驗使我們深切地認識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都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認識中國的國情，據以確定各項方針、政策和措施，而決不能套用什麼普遍的公式；別國的經驗應該參考，但決不能簡單地襲用什麼外國的模式。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和實踐，顯然大大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

現在的中國國情，當然和１９５６年剛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時有了很大不同。在近三十年間，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經歷了風風雨雨的嚴峻考驗屹立在中國大地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面貌已經有了巨大的改變，這些當然是我們據以出發的根本國情。

對於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已經取得的成就和已經發生的變化，要進行認真的分析和研究。在這裡，由於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沒有經過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由此產生的困難和弱點，仍然是必須充分注意的。此外，像中國人口眾多，可耕地相對說來很少；中國的資源雖然豐富，但多數還未經開發和利用等，這些當然也仍是在考慮我國國情時所不可忽略的。

在農村中實行各種形式的聯產計酬、專業承包的責任制，發展農村副業和多種經營，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實行體制改革，特別注意經營管理制度的改革；把教育、科學當作發展經濟的戰略重點之一，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大力培養更多的知識分子；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在自力更生的原則下，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等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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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有利於進一步發展在我國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有利於我們克服我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存在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