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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比較認真地學習了中國歷史，把筆記整理出來以後才寫成的。

寫文章，特別是寫批判性的文章，要注意分析和說理。

我最初寫的文章，可以說相當多的是帶有批判性的。當時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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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舊社會，抓到一點就批判。

１９３５年，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這對我們這一代人是一個很大的鍛鍊。既要保持獨立的立場，又要講團結，那就不能對一些人物簡單地說好就好得不得了，說壞就壞透了，對具體問題要作具體的分析。比如我在１９３６年寫了篇《胡適論》，雖然簡陋，但最近有機會重看了一遍，似乎也還是說得比較周全。文中說他在五四運動中是右翼，但也承認他還有一定的功勞；在抗日問題上，說他有過錯誤的言論，但也不抹煞他當時有愛國的表現；並且指出對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應該在抗日中同他聯合起來。如果沒有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我那時是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的。對人和事要進行具體分析的方法，是毛澤東同志一貫提倡的。我們寫文章也一定要遵循這種方法，不能簡單化。

在國民黨統治區寫批判性的文章，特別是在抗日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寫這類文章，不能不注意到充分地講道理。盛氣凌人地罵人固然是不行的（魯迅提出“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

，這對我們一代人起了很好的影響）

，單純依靠引用一些馬列主義的詞句也是不行的。

比如，我在１９４４年左右寫文章批判歷史學家錢穆的錯誤時，就沒有光說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如果這樣，他會覺得可笑，因為他本來就宣稱自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對唯心論哲學家的批判也同樣如此。人家本來就是唯心論者，你說他的哲學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不一樣，這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必須認真地講出一些道理來，說明為什麼從反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從唯心主義觀點出發，只能得出錯誤的結論。如果只引用一些馬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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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詞句，不但根本不可能駁倒被批判者，也不能說服讀者。

所以，我在國民黨統治區寫批判文章，時刻都注意到要充分地講道理，這種訓練對我是有好處的。去年我在國外遇到從臺灣去的幾位學者，他們是民主主義者，被臺灣當局趕出來過。他們說我過去批判錢穆的文章寫得好，他們在臺灣時把它複製了送給朋友。我說這篇文章可能有個好處，那就是我沒有擺出一副左派的架子，而是以說理的方法，具體地指出錢穆歷史觀的錯誤。在那篇文章中，我雖然沒有引用馬列主義的詞句，但我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來說話的。

我們現在還是要寫批判性的文章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放棄批判這個武器。當然，我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時的“大批判”

，任意上綱上線，隨便給別人戴帽子，絲毫不講道理，那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現在寫批判性的文章，有的可以而且必須用一些馬列著作的詞句，但是我們不能光靠引用幾句馬列著作中的話就算把對方駁倒了，還是要認真地進行分析說理。

寫文章，無論是敘事或發議論，都要寫得簡練。現在提倡文章要寫得短，短就要求簡練。把比較複雜的意思用最短的篇幅寫出來，這不是很容易的事。

但如果把文章中的廢話、可以刪節的詞句、不必要的形容詞都省略掉，文章是可以縮短的。

敘事要寫得簡練也不容易。中學生作文時，首先學寫敘事文，這是作文的基礎。寫歷史要敘事，把一件事情裡比較簡練的話交代清楚，是需要下功夫的。有時候，我覺得敘事甚至比發議論還難。敘述一件複雜的事情，既要使人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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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後經過，又不能寫得太囉嗦，令人看了討厭。而且，還要說得生動、不枯燥，要突出重要的情節，這都要下功夫。

發議論當然也有難處。雖然說的是某一點意思，但牽涉到各個方面。有時會感到層次太多，正面反面都要講，用了許多“雖然”

、“但是”

、“這一方面”

、“那一方面”

，講得很複雜，還是沒有能夠把道理說透。其實從很複雜的道理中總可以找到一個比較簡明的邏輯程式，先抓到最要害的一點，然後把其他必須說到的各點各得其所地安排好，這樣就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法把道理講清楚，所發的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