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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中指出了目前黨記憶體在的兩種錯誤傾向。一種傾向是，“還沒有從過去‘左’傾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歪曲四項基本原則，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和基本政策持牴觸態度”。另外一種傾向是，“經不起歷史挫折的考驗和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

，“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背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路線、方針和基本政策，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

克服這兩種錯誤傾向主要是透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透過說服教育。黨史教育是一種很重要的方法。

三、當前思想學術界提出的一些問題。

目前，歷史學界有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不夠重視，甚至對此抱否定態度。比如，研究中國農民戰爭史，有人認為中國農民戰爭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這個觀點不對。他們認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是生產力，不是什麼階級鬥爭。他們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而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破壞了這種社會環境，因此反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他們甚至說，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延續這麼久，也是由於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否則中國早已發展到資本主義了。歷史學界有不少同志不贊成和批評這種說法。我認為，這種說法是應該受到批評的。生產力的發展固然是社會發展的根源，但不能脫離生產關係來講生產力。脫離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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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關係談生產力的發展，就會看不出階級社會的發展規律。

否定階級鬥爭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就會把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對社會發展起著決定的作用這個基本觀點否定掉了。這主要是講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好像和黨史研究的關係不大，但按照這個理論發展下來，很顯然就要和黨史發生關係了。

脫離生產關係講生產力，人們就會提出一個問題來，共產黨為什麼要鬧革命呀？革命不是和中國農民戰爭一樣“破壞了和平安定的環境”

、“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嗎？

從生產關係上說，那時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下，生產力不能向前發展，必須要革命。革命就是要破壞束縛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是解放社會生產力。我們要認真弄清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這個問題。

現在，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剝削階級已經消滅，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不能再天天抓階級鬥爭，現在有可能也必須保持和平安定的環境來進行建設。但是，就是現在我們也不能忘記，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記憶體在。十二大的報告指出，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處理當前我國帶有階級鬥爭性質的社會矛盾和社會現象。有些人認為，現在不搞“以階級鬥爭為綱”了，好像階級分析方法過時了，研究歷史也不必用階級分析方法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不能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和用階級觀點分析階級對立社會的歷史問題是兩回事。在以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為基礎的社會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研究革命的歷史，不用階級分析方法是不行的。現在我們可以而且必須有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來發展生產力，但不能把現在的說法搬到歷史研究中去。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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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聯絡實際，而不過是影射史學的另一種形式的表現。說在封建帝王統治下，如果沒有農民起義，就可以和平安定地發展生產力，哪有這樣的事情！事實上，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造成農民大量破產，流離失所，無法生存，揭竿而起，形成農民的鬥爭。說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如果共產黨不領導農民起來革命，就能和平安定地發展生產力了，這可能嗎？

事實上，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侵略掠奪，軍閥割據，不斷進行內戰，根本不可能有和平安定的環境。只有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才有可能和平安定地發展生產力，而為了保衛這種和平安定的環境，還需要進行各種必要的鬥爭。我們研究黨史要捍衛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歷史事實出發，不能搞想當然。

把階級分析方法簡單化、庸俗化的做法是不對的，是必須糾正的，但我們不能走到另一個極端去。我們要很好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對歷史進行科學的分析。

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現在還有一種觀點，說不應當受“兩個過程論”的束縛。所謂“兩個過程”就是指毛澤東所說的，“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