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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時代氣息的推陳出新。

1972年1月，經過參照、依據同名芭蕾舞劇的京劇《紅色娘子軍》，投入了正式的舞臺演出，並且很快進行了電影拍攝。影片指定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成立專門攝製組，在劇院舞臺和電影廠攝影棚分別進行拍攝，以很好地突出電影所要表現故事內容和環境的特定氛圍，導演特別邀請北京電影製片廠的著名老導演成蔭執導。在此之前，他已在八一廠執導過京劇影片《紅燈記》，攝影為八一廠的著名攝影師張冬涼、韋林玉，主要演員除了杜近芳奉命頂替楊秋玲，出演女主角吳清華之外，其他仍為原班人馬。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杜近芳，得以臨時在影片開拍前突然換角的主要原因，就是江青在此之前，調來京劇藝術片《楊門女將》時著意觀看，發現楊秋玲在其中飾演的穆桂英這一角色的面部表情不夠豐富，她唯恐楊秋玲表現不出吳清華這個叛逆女性和革命戰士的精神風貌，於是，突發神經，武斷地一聲令下，臨時易人。杜近芳意外“撿”了一個本該並不屬於她的角色。

影片拍攝順利，歷時兩個月之後，在當年的５月23日，已經成片的彩色影片和另外兩部京劇影片《海港》和《龍江頌》，幾乎同時公映，只是當時“八個樣板戲”已成定局，稍後一步的京劇《紅色娘子軍》，只有委身屈就與《龍江頌》劃入第二批“樣板戲”之列了，不過這與第一批“八個樣板戲”中的同名芭蕾舞劇，也自然有了一個時間差別的距離和區分。影片中有杜近芳主唱的“打不死的吳清華我還活在人間”、“見到了紅旗見到了黨”、“永葆這戰鬥青春”較為出名。但是，總體上來說，由於藝術形式種類的不同，其成就遠遠不及先入為主的同名芭蕾舞劇，在民間也沒有同名芭蕾舞劇那樣深入人心。

京劇《杜鵑山》，是1963年由上海青年藝術劇院首次演出的一出現代話劇，該劇由上海歌劇院的著名編劇王樹元，根據在地方文藝雜誌發表的一篇小說《烏豆》改編而成。該劇描寫了1928年在湘贛邊界的一支自發的農民武裝隊伍，在隊長烏豆的帶領下，同國民黨反動派的地方武裝進行著堅決的鬥爭。但是，由於沒有正確的路線和共產黨的領導，三起三落，幾度沉浮。後來，黨組織委派共產黨員賀湘夫婦，前去領導這支自發的農民武裝隊伍，賀湘在自己的丈夫同行途中犧牲以後，強忍悲痛，前仆後繼，用共產主義革命思想和正確世界觀，對這支帶有狹隘小農意識的農民隊伍，進行及時的教育和必要的整編，並在艱苦卓絕的鬥爭中，依靠黨和群眾，經過周密正確的作戰部署，百戰百勝，消滅了地方反動武裝，最後率領農民自衛隊，加入了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匯入了革命鬥爭的時代洪流之中。這無疑又是一部“紅色主旋律”的革命性質的作品，這種題材無論是在建國初期，還是“文革”前17年，都是以此為主要創作方向的。

1963年底，北京京劇團將此“拿來”，進行適合京劇表演的改編，在第二年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中，由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趙燕俠、裘盛戎、馬連良、馬長禮、譚元壽等人組成的強大演出陣容，使《杜鵑山》的京劇演出，藝壓群芳，也遠遠蓋過了早些時候上海青藝的同名話劇的影響。“文革”開始後，由於京劇的改編和排演，長期受到北京市委彭真和鄧拓等人的支援，一度被停止演出。但是，該劇的廣泛影響，特別是題材適應形勢的需要，迫使江青重新開禁該劇，並勒令原編劇汪曾祺、薛恩厚、楊毓珉等人要結合實際，加上新的內容，以顯示自己的功勞和成績。江青還煞有介事地又將原來的劇名《杜鵑山》，多此一舉改成一字之差的《杜泉山》，將女主角“賀湘”也改為“柯湘”，是因為對毛澤東前任夫人賀子珍，早年在井岡山領導革命鬥爭的一種嫉恨。同時，授意當時的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於會泳親自主抓。于會泳另起爐灶，對原劇本創作和演出作了大幅度的調整，又重新由最早的話劇編劇王樹元主創，並聯合汪曾祺、楊毓珉、黎忠誠等人組成的編劇班子開始入手，還請來話劇界的著名演員刁光覃、朱琳負責指導演員的唸白，調來中央樂團的胡炳旭擔任樂隊指揮，全劇的唱腔和音樂設計，于會泳發揮個人才能，親自掛帥操刀，並讓自己的助手龔國泰全力配合，在各方面的調整中，最後確定由北京京劇團的青年演員楊春霞擔任主演，楊春霞以她得天獨厚的優美唱腔和年輕亮麗的出眾容貌，以及京劇表演特有的眼神和臺步的神韻，光彩照人地塑造出了一個足智多謀、氣勢非凡、處事果斷、英勇頑強的女共產黨員形象，這以京劇表演樹立起來的英雄人物，比起故事影片更加接近觀眾的角度來說，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