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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討論決定，以加強軍委的集體領導。

6月21日，葉劍英批准下發關於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六條指示。“指示”要求對各院校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並決定“整風徹底”的院校不開展“四大”，即不搞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

7月8日，葉劍英又同軍委、總政領導同志以總政名義，在《部隊文化動態》上加了一個批語，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進行。

在此期間，葉劍英還多次主持軍委常委會討論下發了穩定軍隊的一系列指示、通知。同時，報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同意，派出聯絡小組出席海、空軍黨委擴大會議，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夥奪取海、空軍領導權的陰謀活動。由於及時採取了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軍隊開展“四大”仍由各級黨委領導，在常委領導下設立文化革命小組及其辦事機構，具體掌管，並限定“四大”只在宣傳、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數部門和單位開展，從而使軍隊基本上保持了穩定的局面。

十年浩劫（3）

會議期間，周恩來採取措施，勸阻紅衛兵揪鬥劉、鄧的舉動；緩和工作組與學生緊張關係；研究並實行一些政策的具體措施，如限制紅衛兵活動範圍，宣佈紅衛兵“無權決定停職反省和罷官”，不要“扣人、抄家、打人、體罰”，保護好檔案，等等。

葉劍英在會議期間全力支援周恩來，連續作了7次發言，針對林彪、陳伯達的謬論，反覆提出：軍隊怎麼搞？農村搞不搞？小學如何搞？哪些可以辦，哪些一時不好辦？請大家考慮。他在發言中極力堅持軍隊師以下單位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育；要抓組織紀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張對幹部的缺點錯誤，要靠後期自己整風糾正，總結經驗教訓。他堅持反對“造反派”隨便揪人和抄家。他強調指出，不論是社會上抄家，還是對機關幹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慮。他的發言得到周恩來的贊同。

但是，林彪、陳伯達無視周恩來、葉劍英等的正確意見，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工具，向全國印發他們的“報告”和“講話”，流毒甚廣。自從他們提出了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林彪、江青一夥的追隨者們到處煽風點火，迅速在全國各地掀起批判所謂“資反路線”的浪潮。軍隊的形勢急轉直下，院校師生和部分機關“造反派”紛紛外出串聯，參與造反奪權活動。總部和各軍區機關不斷被衝擊，許多負責幹部被揪鬥。到11月，進入北京的軍隊院校師生達10萬人。林彪、江青一夥唆使並糾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帶頭衝擊國防部，衝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勢一發不可收拾。

葉劍英感到，事態的發展越來越嚴重，如果聽任年輕學生盲目的行動，可能釀成更大禍害，使軍事首腦機關完全陷入癱瘓狀態。他同軍委、總政的領導同志緊急磋商並報告周恩來同意，決定動員軍隊院校師生員工離京回校復課鬧革命。經報毛澤東批准，11月13日，總政治部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接見軍隊系統各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即“第一次十萬人大會”），周恩來、陶鑄、賀龍、徐向前、陳毅、葉劍英、肖華、楊成武以及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同時出席。大會由總政主任肖華主持。周恩來和陶鑄繞場一週同代表見面。葉劍英和陳毅、徐向前幾位軍委副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強調穩定軍隊，軍隊不能亂，對“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許多非正常現象和極端做法提出了嚴肅批評，動員大家離京返校。

葉劍英在講話中，談到軍隊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務和政策。要求同志們掌握黨的政策，使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他說：“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寧說過，真理跨過一步就成了謬誤，越過了一定的量就會發生質變。”葉劍英指出一些單位揪鬥領導幹部、外出串聯、搞打砸搶、敗壞軍隊的名聲等錯誤行為以後，繼續說：“我們是睜著一個眼睛，閉著一個眼睛。閉著一個眼睛放手，睜著一個眼睛看情況。”

他引證毛澤東10月24日的話說：“魯迅的《阿Q正傳》中有個人，是不準別人改正錯誤、不準人家革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允許人家革命。毛主席說，過去舊戲是《三孃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們要向青年學習。但是我們奉勸青年同志們，不要把毛主席著作當聖經念。不要再犯教條主義錯誤。”

葉劍英勸大家要有階級感情。他對有些“造反派”不顧老幹部心臟病發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鬥的做法，表示十分憤慨！他批評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