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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務呀？如果這樣的話，那延安還能不能存在？這樣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極力主張搞“搶救運動”的康生。康生一夥告他的“陰狀”，說他右傾，還製造藉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親屬，曾兩次剝奪了他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權利。葉劍英面臨新的考驗，在此關鍵時刻，他毫不退讓，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和立場，繼續向組織反映意見。後來，毛澤東採納了葉劍英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見，提出九條方針，強調“調查研究，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糾正了這種極“左”的做法。葉劍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軍委直屬隊自始至終堅持實事求是，抵制“搶救運動”的過火行為。他幾次深入到總參二局等單位，貫徹落實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找捱過整的同志一一談話，弄清問題，糾正錯誤，使絕大多數同志得到甄別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崗位。

當時同葉劍英一起工作的伍修權回憶說：“整風運動時，總參成立了由葉劍英同志和胡耀邦、陶鑄、舒同與我組織的領導小組，他同大家一起，對主觀主義等錯誤思想作了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後來康生搞起的‘搶救運動’也波及到總參，有的同志因此受了委屈。劍英同志發現問題後，不顧康生的反對，馬上向中央和毛主席談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確表示不能這樣搞，延安不可能有這麼多特務，並採取措施制止了一些錯誤做法，向被整錯了的同志進行安慰和賠禮道歉，為他們平反和重新分配工作。所以整風期間總參雖然也受到了康生之流的影響，但與其他單位比起來還是比較穩當的，葉劍英當時保護過的一些同志，歷史證明沒有一個是有問題的。”事實的確如此，原重慶曾家巖周公館的收發員左仲平，曾和葉劍英一起工作過，後來調到定邊苟池鹽務局當領導。在整風運動中，有些人根據左仲平的父親曾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軍需官這一情況，推測他父親是國民黨“CC”特務，並把他本人打成“特嫌”，將其開除黨籍。左仲平多方解釋都沒有用，被下放到吳起縣政府當一名文牘秘書。他多次申訴，毫無結果，非常苦惱。後來，葉劍英知道了這件事，親自寫了一封“左仲平同志在政治上沒有問題”的證明信，派人送給吳起縣縣長。當縣長向左仲平宣讀葉劍英的信和組織上為他平反而作出的決定時，他感動得當場哭了起來。

外界宣傳中共抗日的主張和戰績，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援

敵後抗戰勝利，吸引來大批國內外知名人士和新聞、文化工作者到抗戰聖地延安來參觀訪問，葉劍英總參謀長經常受黨的委託，代表八路軍、新四軍延安總部，向各方面人士介紹解放區軍民的抗戰情況。

1944年3月，英、美等國，尤其是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向我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國的記者，到延安及黃河以東我解放區瞭解我軍力量及敵後鬥爭情況，並考察我陝甘寧邊區及敵後根據地實施各種政策的情況，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藉助我黨我軍我敵後根據地的強大力量配合他們一起進攻日本，最後戰勝德、意、日侵略者。

1944年6月9日，中外記者團到達延安。這個擁有數十人的中外記者團，其中外國記者有：美聯社、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史坦因，美國時代雜誌、紐約時報、同盟勞工新聞的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的福爾曼，路透社、多蘭多明星週刊的武道，美國天主教訊號雜誌、中國通訊社的夏南漢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中國記者有：中央日報的CC分子張文伯，中央社記者徐兆鏞、楊家勇（楊家勇是國民黨中統特務，臨時以中央社記者名義參加進來的），掃蕩報主任謝爽秋，大公報記者孔昭愷，時事新報記者趙炳，國民公報編輯周木淵，新民報主撰趙超構，商務日報總編金東平。此外，成員中還有屬於國民黨中宣部的人員，負責檢查外國稿件的國民黨宣傳處長魏景蒙和他的助手陶啟湘，管業務工作的張湖生，搞黨務工作的楊西昆，還自帶了電臺。記者團的正副總領隊為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謝寶樵、新聞檢查局副局長鄧友德。記者團路經西安時，秘密安排了一個特務科長化裝成一般工作人員混在記者團內搞電臺，企圖與國民黨埋伏在延安的內線取得聯絡，破壞國共合作，窒息新聞出版自由。

在日寇大舉侵華（21）

當時延安有一個懷安詩社。葉劍英積極支援和參與詩社的活動。他與詩壇諸老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續範亭等人唱和，以詩言志，以詩會友。那時沒有條件出詩刊，“懷安”諸老寫詩，自備一冊，將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與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與第三人。如是輾轉傳遞，互相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