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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地罷掉葉劍英、鄧小平對軍隊的領導權，而且要一筆抹煞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歷史功績，否定我軍的光榮傳統，其險惡用心在於搞亂軍隊，篡奪黨對軍隊的領導權。

“四人幫”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並沒有放棄繼續迫害周恩來。他們明白，要篡黨奪權，必須清除此人的巨大影響，要深入“批鄧”，必須揪出這個老“後臺”。於是，他們動用輿論工具和政權力量，極力干擾、破壞人民的悼念活動，同時對剛剛故去的周恩來極盡造謠、誣衊之能事。

對於“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人們再也不能忍受了！4月4日，清明這一天，首都人民長期蘊藏在心底的憤怒如火山般爆發了！人們走上街頭，同連日來從全國各地奔來的百萬大軍湧向了天安門廣場，莊嚴沉痛地悼念周恩來總理，憤怒聲討禍國殃民的“四人幫”。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草坪欄杆上面，蒼松翠柏枝頭，到處是花圈，掛滿了悼念的潔白花束。人們聚集在那裡發表演講，朗誦詩詞：“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哀思念總理，誓言動天地。鬼蜮欲出亂，九天有霹靂！”許多詩篇，互相傳抄，捲起了哀歌的浪潮。一首首詩詞像匕首和投槍，刺向“四人幫”。一幅幅輓聯像誓詞和號角，表達了人民掃除奸佞、建設祖國的意志。

葉劍英的心和千千萬萬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他極為關注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每天派人去那裡瞭解情況，抄錄詩詞，邊讀邊贊：“好詩，好詩，難得的好詩！”他還冒著風險，親自乘車去天安門廣場看群眾抄錄詩詞，看小字報，瞭解事態的發展。

當時陪同葉劍英去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總醫院周美華對此事記憶猶新，她說：“在清明節那一天，首長起床以後，大概是下午3點多鐘的時候，就悄悄地拉著我和‘馬頭’（作者注：即警衛參謀馬西金），讓我們陪著他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一看悼念周總理的盛大場面。開車到了天安門廣場，當時車開得很慢，天氣也比較陰沉，這時候我們從紀念碑的右側，繞到左側，轉了一個大圈。在這過程中，首長几次要下車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們勸止了。”

十年浩劫（33）

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思索，葉劍英意識到，解決“四人幫”這場鬥爭需要一個醞釀、決策和實施的過程。在醞釀階段，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思考對付“四人幫”的辦法；在決策階段，由於帶有極大的機密性，只能限於極少數幾個人知道；而決策付諸實施，更要機警行事了。

這時，其他的老一輩革命家也正在考慮如何清除“四人幫”這個關係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大事。他們雖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幫”的監視和“軟禁”，但是心是相通的，思想是共鳴的。這些“中國的脊樑”，抱成一團，密商除妖救國良策，決不讓“四人幫”陰謀得逞，使中國歷史再來一個大倒退。在毛澤東治喪期間，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關照，醞釀此事。鄧小平、陳雲、聶榮臻、王震、譚震林、李先念、鄧穎超、康克清、烏蘭夫、李德生等老革命家和老同志都曾與人商議，並親自找過葉劍英交談。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曾回憶當年與葉劍英的一次微妙的談話，他說：“葉帥徵求了我的意見，問我當前是抓革命還是抓組織，抓生產？他暗示我，抓組織就是幹部問題，幹部組織問題還很重要的，後來我才明白，他說的組織問題主要是抓‘四人幫’的問題。”

部隊中其他的一些軍隊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訪問，或探病，或捎口信，採取各種方式，向葉劍英反映情況，提出扭轉危局的建議。

葉劍英是一位政治閱歷和鬥爭經驗非常豐富的革命家，他考慮到，粉碎“四人幫”這場鬥爭不是個別人的行動，而是在黨的最高層組織內部的一場鬥爭，亦即中央政治局內多數同志與“四人幫”的鬥爭，當時在政治局裡，王洪文是黨的副主席，張春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雖然不是常委，但一個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騙子和“小小野心家”，一個是掌握全部宣傳工具的吹鼓手和“金棍子”。他們人數雖少，能量不小。而在毛澤東病重以後，善於製造謊言、興風作浪的江青又把毛遠新送到毛澤東身邊當“聯絡員”，政治局會議的情況由他上傳，毛澤東的指示由他下達。葉劍英和當時政治局的多數同志為了顧全大局，為了毛澤東的健康，對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一直採取剋制的態度。但毛澤東逝世以後，“投鼠不必忌器”，只要政治局團結，就可以使“四人幫”遭到毀滅性打擊。

葉劍英明確認識到，要把政治局的多數同志團結起來，與“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