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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去了5000萬亞洲人民的生命，毀掉了無數人和美寧馨的家園，僅在8年全面侵華戰爭中，就屠殺了我數以千萬計的同胞，在我們原本就貧窮落後的國土上又毀掉了600多億美元的財產！而日本由於傾注國力於戰爭，造成了人民的赤貧，近200萬人殞命他鄉，戰爭後期本土遭轟炸，亦有900萬人失去了家園，損失了95億6千萬日元的財產。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這場戰爭，給亞洲各國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帶來了慘重的災難，對和平、正義和人道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對此，各國法庭依據一系列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國際公約、慣例、協議和誓約，對戰犯進行廣泛的審判，嚴懲了喪心病狂、罪大惡極的戰爭元兇，伸張了國際正義，撫慰和鼓舞了各國人民，為死難者復仇雪恨，無論從法律還是從道義上講，無疑是必需的、正當的，符合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願望和要求。

不僅僅如此。對戰犯的一系列審判，尤其是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首次正式判定了侵略戰爭本身的犯罪性質，而且是最大的國際性犯罪，是全部罪惡的集大成者，一切計劃和準備侵略戰爭的行為和參與者都要負刑事責任。這對於藏在幕後預謀和策動戰爭的領袖人物是一個威懾。其次，判定了違反人道罪，即“戰時或戰前對於非武裝人民的屠殺、滅種、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為，或基於政治的、人種的或宗教的理由而施加的迫害”，都是犯罪行為。這就使得為了戰爭而發生在戰爭之前、或發生在其本國的犯罪，也同樣逃脫不了國際正義的懲戒。這次大審判以實踐的方式，把以往的國際公約加以發展，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成為國際上確認戰爭責任、懲治戰爭罪犯的普遍準則，這對於反對侵略，防止戰爭，維護和平有著更加深遠的意義。

然而，要緊接著說出第二句話：那些瘋狂嗜血的戰犯全都受到正義的懲罰了嗎？

基南說，審判是象徵性的，如果對所有的罪犯都進行審判，豁上一輩子也辦不到。因此審判是不徹底的。由於美國對日本的單獨佔領，美國東京的審判中起到了主導作用，法庭的組織、法官的任命、戰犯名單的確定均由麥克阿瑟定奪。作為戰勝國之一，作為時代普遍聲音的幕前人物，美國部分地反映了千百萬人的意願，保證了東京審判的進行，並富於象徵性地處罰了部分罪大惡極的戰犯。正因為是象徵性的，所以就有了選擇性。美國出於愈演愈烈的冷戰需要，也是出於麥克阿瑟的一己好惡，美國從一開始就把懲治的鋒芒對準與美國交戰直接相關的戰犯，別的戰犯能從輕發落就從輕發落。而對於能為其所用的戰犯，哪怕是罪惡昭彰，也不惜代價地予以庇護，對天皇與細菌戰犯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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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索不意味著結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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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到目的，美國採用了政治高壓、技術干擾等手段，甚至暗縱律師在法庭上胡攪蠻纏，以延宕時日。被告的日、美籍辯護律師有90多人，日籍律師有不少本身就是激進分子，辯護團的總辯護人清瀨一郎原系專為侵略出謀劃策的“國策研究會”成員；而美籍律師中有不少人更像是潑賴。1947年2月辯護方的反證階段開始後，時空就出現了混亂。清瀨一郎等人顛倒黑白地說：“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挑起的，成立滿洲國是民族獨立運動，“上海事變”、“七·七”事變、南京大屠殺的責任都在中方，經濟掠奪是幫助中國“恢復”和“開發”經濟，“大東亞共榮圈”是世界主義的口號。辯護團還煞有介事地召來許多證人，這些證人多是在戰爭期間活躍的政治家、軍人、官僚、財界要員、右翼分子乃至皇族。他們串通一氣，表演了一幕幕的醜劇鬧劇。

美籍律師一口一個“將軍”地稱呼著戰犯，在一旁挖空心思地幫腔，竟然與戰犯們如出一轍地說日本是為了“自衛自存”而戰。為了詆譭檢察方證人的證言，他們肆意侮辱對方的人格。辯護律師羅格這樣斥問田中隆吉：“你患精神病了嗎？”“如果你作出有利於檢察方面的證言，你就會免予追究責任，檢察官這樣許諾過你，對嗎？”有的律師甚至蔑視法庭，如史密斯與柯寧漢。在各國法官的強烈要求下，他們先後被取消了辯護的資格。

這裡不得不特別注意到，辯護方面的證人竟然有原參謀總長、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和其他美國高階將領。有的辯護證件竟來自美國國務院。

反證階段一拖就是近一年。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引起了各國人民和進步輿論的焦慮與猜忌，他們透過各種渠道發出了呼籲。盟軍總部收到國民黨政府轉來的一份電報，電報是杭州市參議會議長張衡打給蔣介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