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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國”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鴉片和麻醉品交易，離開這些，“滿洲國”政府便難以維持。至偽滿垮臺止，共生產了三億兩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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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處置吸血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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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進一步指出，星野的煙毒遠不是全部。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為了“以毒養戰”，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毒品交易迅速蔓延到華北、華中和華南。1938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悍然斷絕了同世界禁菸組織的關係，開始明火執仗地製毒販毒。事隔一個月，日本內閣中一個叫“興亞院”的機構出籠了，它的總裁是內閣首相、陸相、海相、外相、藏相任副總裁，可見其權勢之大。“興亞院”在北平、上海、張家口、廈門等地設有分支機構，它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協調、計劃長城以南的鴉片種植和生產，掌握和制定鴉片販賣的方針。鴉片收入大部分歸“興亞院”入帳，用於支援中國的傀儡政權。由於毒品交易利潤驚人，日本的三井和三菱兩大財閥你搶我奪扭在了一起。“興亞院”出面調解，使兩家簽定了一個《關於鴉片輸入地和劃分鴉片販賣區的協定》，明文規定由三菱辦理對偽“滿洲國”的鴉片供給，三井則辦理華中、華南的鴉片供給，而華北則由兩家分攤。兩家財閥均有義務支援傀儡政權，每年從利潤中拿出20％給它們輸血。

一時間中國大地上毒煙滾滾，像食鹽一樣滲透著中國的肌體。天津僅日本租界就有100多家毒店毒廠；上海僅滬西和南市就有供毒的土膏行30多家，整個地區無法計算；在南京每月拋售的毒品達300萬日元以上。日軍在東北催植鴉片幾乎到了發狂的地步，1943年指定瀋陽種植200公頃、四平400公頃、吉林400公頃、內蒙800公頃，而熱河竟要種植10000公頃。日本內閣每年淨得販毒贓款5億日元左右，這個數字已刨除了用於資助傀儡政權的金額。在天津一家叫“世麗粉”的煙館裡，一個叫婁來貴的中國人歪躺在臥榻上拼命地吮吸著自己的骨髓。他原來是一個房地產業主，有一窩姨太太。現在他只剩下一把枯黃的柴棒。他不住地氣喘、呻吟、咳嗽，渴望著最後一把火將他燒成灰燼。整個世界都看到了這個形象。他們說：這就是中國。東亞病夫，這就是中國。

狗日的日本鬼子！狗日的日本吸血鬼！恥國憐民的林則徐的在天之靈將長慟到何時，中國烏沉沉的天空大雨如磐。

《判決書》認定：星野直樹在偽“滿洲國”的職位，“使他能夠對偽‘滿洲國’的經濟發生極大的影響，並實際上運用這種勢力使偽‘滿洲國’工商業的發展為日本所控制。他與偽‘滿洲國’事實上的支配者關東軍司令官，緊密合作進行活動。不管名義上如何，在實際上他是關東軍的一名職員，其所採取的經濟政策的目標，是使偽‘滿洲國’的資源服務於軍事上的目的。”

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受到指控的甲級戰犯中，還有三個曾以經濟手段侵略過中國的人，一個是鈴木貞一，一個是松岡洋右，一個是賀屋興宜。他們都曾在直接盤剝中國人民和支援戰爭的經濟部門任過要職。賀屋興宜“七·七”事變時任藏相，1939年至1941年任“華北開發公司”總裁。松岡洋右曾長期在“滿鐵”任職，1935年至1939年任“滿鐵”總裁。鈴木貞一接替星野直樹，於1941年至1943年任規劃院總裁。

“七·七”事變前夕，日本的經濟急需轉入戰時體制，以集中全部的財力應付龐大的戰爭開支。就是在這個時候，富於理財經驗的賀屋興宜被近衛文麿選任為他的藏相。戰爭爆發後，賀屋一隻手拼命地在國內聚斂財富，另一隻手迫不急待地伸向了中國華北。經他一手策劃，日本政府和財閥於1938年6月成立了“華北開發股份公司”，打著中國資本家合股的虛假招牌，將華北的礦山、煤炭、制鐵、發電、運輸、鹽業、紡織、麵粉等重要經濟實體一把抓在自己的手裡。佔當時中國鐵礦蘊藏量半數以上的華北鐵礦，在華北地區產煤量最大的大同煤礦，都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像餓灰了眼的惡狼吞食捕獲到的獵物一樣，頃吞的速度是駭人心魄的，僅兩年工夫，“華北開發股份公司”的資金就由當初的三億五千萬日元猛增到五億五千萬日元，這裡麵包含著多少中國人的苦難、血淚和生命。

賀屋伸出腥氣熏天的長舌舔舔趾爪，幸福地長嚎了一聲，又撲向另一個獵物。同年11月，他的第二個傑作“華中振興會社”在上海成立，用同樣的方法實現了對華中地區鐵路、水電、航運、電報電話等經濟部門的壟斷。賀屋興宜透過這兩個渠道從中國掠奪了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