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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已而楊漣、左光斗諸人因彈劾魏忠賢，而被捕入獄死，大鋮不免面有得意之色。不久又被召至京城，為太常少卿。再次進京為官，大鋮似乎預感到危機即將來臨，與閹黨的來往總是非常地小心。甚至每一次去拜見魏忠賢，都要以重金賄賂忠賢的門衛，要還其投遞的名刺。僅過數月，便又偵知大事不妙，覆上書乞歸。崇禎改元，忠賢既誅。大鋮準備了兩本不同的奏章，一起送至北京的朋友楊維垣處。其一專劾崔、魏之閹黨。其二“以七年合算為言，謂天啟四年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把天啟一朝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對東林和閹黨各打五十大板。如此手段既為前史之未有，確實不枉史稱有機敏賊猾之譽。崇禎元年，大鋮三上京華，任光祿卿。可惜僅過數月，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不久被罷官，又重回故里。明年更是被欽定為通番逆案，論贖徒為民。從此終莊烈帝世，廢斥十七年，鬱郁而不得志。

��既然無官一身輕，大鋮於是遊山玩水，作詩，娶妾，拍曲，演戲，也結交了不少東林名士，儼然晚明士紳的風雅生活。其實阮大鋮天生不甘寂寞，暗地裡一直心存投機鑽營之心。針對阮大鋮準備捲土重來的陰謀。崇禎十一年七月，復社人士會集南京，起草《留都（南京）防亂公揭》。作為明末的一個重大政治事件，簽名者多達一百四十餘人。這篇檄文揭露阮大鋮作為閹黨餘孽，迫害東林黨的罪行；表達了復社志士為國除奸的決心。由於一時聲勢浩大，嚇的阮大鋮偷偷跑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在那裡閉門謝客隱居了五六年。公元1643年周延儒復相，大鋮亦曾出資相助，仍然期望能夠謀得一官半職。延儒曰：“吾此行，謬為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鋮沉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草，士英別字也，延儒許之。此舉為大鋮弘光時最後一次地出山，得以撈取光宗耀祖的政治資本埋下伏筆。崇禎十七年為躲避農民起義軍，正式定居金陵居詠懷堂，位於今日江蘇南京城南庫司巷，此處即當年被百姓戲稱為“褲子襠”的地方。大鋮避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期望朝廷能以邊才見召。

��明亡之際，南明弘光初立。在佞友馬士英的籌劃下，阮大鋮進‘長江要害’一疏，終於謀得兵部尚書高官。然而舉朝以逆案攻大鋮，大鋮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有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以李自成偽國號曰順也。遂與馬士英密謀，幹了不少殘害忠良，賣官鬻爵，排除異已的勾當。可惜弘光政權僅僅存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就隨著清軍攻佔南京而灰飛煙滅。在有限的政治舞臺之上，給有才的阮大鋮表演的機會不免過於短暫。識時務的阮大鋮在逃出南京不久，即偕一干幫閒等赴江干向清人乞降，以才子降清後，在清兵營中為清軍將領唱曲，“即起執板，頓足而唱，以侑諸公酒。諸公北人，不省吳音，乃改唱弋陽腔，始點頭稱善。皆嘆曰，‘阮公真才子也’。”後為王前驅，從清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在他人生最後一幕的鬧劇裡面，完成了一個有才無德的文人所有地表演。

��縱觀大鋮一生的官宦生涯，先後累計在一起，也只有大約二年左右的時間。因一時之貪慾，而留百代之罵名。當為不擇手段，鑽營鬻官者戒。然而大鋮其人雖然人品極差，卻是著實有文采。而且結交廣泛，在放意歸田的一段時間裡，如史可法、文震孟、張岱、範景文等一批名士，皆曾是大鋮遊宴倡和的朋友。這在阮大鋮的《和簫集》和《詠懷堂詩》之中，都收有大量唱和之作。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如大鋮《詠懷堂詩外集》乙部中；有十四首作於天啟甲子的還山詩，其中有：“星佔處士山中臥，影弄嬰兒世上名，但使榆關銷戰鬥，何妨花塢有深耕”。又有：“拂袖行呤歸去來，草堂猿鶴莫相猜，雲霄自愧無修翮，雨露誰為棄不材”。雖然是描寫歸隱一類的詩歌，雖有怨氣，但卻不多，確是深得還山詩之三味。詩不但寫的漂亮，也並不脫離實際，倒是完全符合溫柔敦厚的詩教。大鋮不但在詩歌作上的確是文采斐然。而且於戲曲創作上，也顯示出過人之處。如《燕子箋》、《春燈謎》等陳寅恪先生認為尤推佳作。不過利用戲劇來進行政治宣傳，也是大鋮的一種創造。如大鋮在戲曲《雙金榜》中以戲中人，分別影射東林，東廠和自己。為自己進行無罪地辯解，再三表白自己的清白。大鋮的另一本傳奇《牟尼合》中，其中《伶（訁同）》一折，在傳世的刻本之中，甚至有兩種不同的內容。當是大鋮為取媚於權貴，所玩出的新奇花樣。

��今日評論前人功過，當應不以人廢言。所以陳寅恪在遺作《柳如是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