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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裡工作。你們都是某一個部門的領導，人家不像現在叫你‘小李’和‘小鬼’了，人家稱你‘李先生’，‘李局長’啦！平日休息了，大家說，李局長，三缺一，來打麻將。你不會，這怎麼講。那就不像今天我們的延安，你不會就不會，沒有啥。那些城市人可就看不起你，說你是‘土包子’一個，你也就丟了一些領導的威信，也失去了聯絡群眾，瞭解情況的一個場合。”

聽李富春這麼一番話，學打麻將事關重大，心也平靜了。樂少華捏起一張“紅中”問：“李部長，這塊紅字‘中’，是不是‘紅色中華’的意義？”

李富春忙說：“哪裡哪裡，麻將可沒有政治色彩！只有民間風俗‘紅髮白’可成一副牌，稱‘小喜’，三張一色的‘紅’‘發’‘白’稱‘大喜’。大喜和牌加三番。老百姓見面常常祝賀，‘大喜大喜’。金銀財寶，如意發財這種社會風尚，體現在麻將裡了。”

李富春著重講了“東西南北”風牌的幾種作用。他講順風牌，我記得很清楚：摸到三張風牌，既可桌面上亮明，此後再摸到風牌，就可一從“牌尾”再摸一張牌，就像“槓牌”一樣，稱之順風。

樂少華問：“李部長，這順風有什麼講究嗎？”

李富春解釋：“有哇。老百姓出門送客，常常說‘一路順風’嘛。為什麼要順風呢？因為你抓的風牌多了，都成了一堆廢牌，不太公平了，廢牌多了，讓他們起一點積極作用，給你一個‘順風’，增加一點成功的機會，這也是辨證法嘛。”

中組部的撲克牌是手工繪製的，捏在手裡軟塌塌的。

一次我和李富春配對玩撲克牌，李富春摸了一手好牌，他說：“小李，該你叫牌了，我可有好牌！”

我說：“怎麼叫也不能打滿一百分呀！”

李富春用手指做個“心”型：“你有沒有這個（牌）？”

我拍一拍胸脯：“黑心！”

李富春興奮地喊：“你叫一百，你不叫我可叫啦！”

王鶴壽在一旁抗議：“哎，哎，你們哥倆兒這不是明打嘛！”

李富春說：“得啦！也允許你們明打，公平合理。”

結果，我和李富春合作打成一百分，創造了一個記錄。

每逢週末，我們經常搓半宿麻將，李富春關照我：“明天我們吃兩餐飯，給國家節約一點，也讓你睡個懶覺。”

我睡了懶覺再去通知陳雲：“陳部長，李部長說了，今天吃兩餐飯。”

陳雲說一句：“你們打牌，讓我餓肚子，不太公平吧。”

後來，李富春見我們迷上了麻將，又說，古往今來，麻將比不了圍棋的水平，但比圍棋更大眾化，更具娛樂性，因而，也被用來賭博。如果整天耍麻將牌，忘了國家大事，丟了自己的事業，不盡家庭的責任，麻將就成了禍害。你們將來有權有勢了，可要記住我的話，麻將既耍人，又害人啊。

在文化學習班裡掃盲

到了這一年的秋天，我在中組部的小灶幹了八九個月。武競天安排我去學習文化。

文化學習班設在原女大校址，男男女女近一百名學員，年齡最小的約十五六歲，年長者約五十多歲。一男一女兩位老師輪流授課。每日老師手持一張《新華日報》，朗讀一段報紙上的文章，從中選出生字生詞，寫在黑板上，一撇一捺，一豎一橫，講解寫字的筆順，分析偏旁部首。同學之間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有人抱怨聽不懂，有人說太淺顯了。沒有學習用品，全憑腦子死記硬背。

星期天，我回楊家嶺，李富春遠遠地打招呼：“小李來啦！找人打撲克？還是找人打麻將？”

我說：“我出來還沒有要糧票呢。”

“得啦，打完麻將，跟我們一起吃飯吧，也看看你那徒弟的本事。”

蔡暢大姐問我：“小李，學習文化有什麼困難沒有？”

我說：“有一點困難。沒有筆，沒有紙。”

蔡大姐拉住我的手，走進窯洞，給我找了二十幾支鉛筆，三個硬皮筆記本。蔡暢翻了翻筆記本，把幾頁有字跡的紙撕掉。她又把李富春刮鬍須的雙刃刀片用糨糊和布條粘裹了一面刀刃，她說：“為什麼要把這邊的刀刃糊上呢？怕割破你的手！你削鉛筆時，把鉛筆架在桌角，不要懸空削，那樣容易削破手指頭。”

同學們見到我帶來的鉛筆和本子，一擁而上，不由分說，把鉛筆截成兩段，筆記本撕成紙頁，沒有筆和紙的同學瓜分了。

老師給我們講解怎樣寫書信，特別強調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