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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惜其他。
只要是能正常思維的政治家肯定不會同意這樣的“國防方針”。開什麼玩笑,上下嘴皮這麼一動,就要和全世界為敵了?沒有明顯列入這個敵對國名單的就只有超級大國大英帝國一家了,但是美國是英國的親侄子,你動了侄子,人家大叔能跟你罷休?(當然現在是叔侄關係倒了過來)。
所以作家司馬遼太郎在談到日俄戰爭後的日本時用了這麼一個比喻:“騎在馬上的喝醉了的狐狸”。為什麼是狐狸?太狡猾,一切唯利是圖,沒有任何國際信用。
雖然某政治家在總結外交歷史時說過這樣的話:“大英帝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有的只是永遠的利益”。但那只是對歷史的總結,一個國家是不能僅僅用利益驅動來作為國策的,國家,尤其是大國,必須要有責任感,要有信用,只是利益驅動的國策,遲早會把國家帶入滅亡。
所以這個“國防方針”被當時的總理大臣西園寺公望理所當然地拒絕了。當時的日本政壇是被稱作“桂園時代”,意思就是桂太郎和西園寺公望輪流坐莊,一人幹一回,“你唱吧來我登場”,也算一種“安定團結”。
桂太郎大家都知道了,是山縣有朋的大弟子。那麼這位西園寺公望又是何許人也?他是最後的明治元老,自由派人物。在山縣有朋死去以後,為抵抗日本軍部的暴走,為反對軍國主義思想的蔓延,作了儘可能做到的一切。但是這個國家的宿命已經不是他能夠挽救的了,1940年11月,在“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成立兩個月後死去,臨死前給他的同胞們的最後一句話是:“這個國家究竟要往哪裡去?”
開啟上世紀6,70年代的“5。1”,“10。1”的中國報紙,有一個人的名字是鐵定看得到的:“日本友人西園寺公一”。那就是西園寺公望首相的孫子,戰後當選為參議院議員,是先總理周公恩來和廖公承志的好朋友。1958年加入日共,後來因為文革問題和日共宮本顯治集團吵翻被開除出黨,隨後率全家移住北京,為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西園寺公望總理就一句話:“沒錢”,就再也不理那撥了。實際上把那撥給晾了起來。
但是,那撥們可是滾刀肉,決不肯善罷甘休的。
有一類戰犯叫“參謀”(十八)
陸軍在日俄戰爭以後的常備兵力增強到了20個師團。明治40年(1907年)山縣有朋借田中義一的口提出要將平時的常備兵力提高到25個師團的“國防指標”,被總理大臣西園寺公望以經濟緊張為由束之高閣。這只是軍部派出來的斥候而已。1910年日韓合併以後,陸軍以朝鮮防衛為名再次提出要求,與此同時海軍也提出了要和英俄德美開展軍備競賽的經費增加的要求。
西園寺首相還是以不變應萬變:“沒錢”。打日俄戰爭欠的債還沒還清呢,上哪兒去找錢?再者說了,現在議會里有那麼多自稱是“政黨”的團伙,一不小心就會被他們找著茬攻擊,哪來那麼容易就給你們錢。
但是,社會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甲午,日俄兩場戰爭的勝利而帶來的夢想和幻覺,戰後處理帶來的失望和憤慨,主流知識界的墮落,肯定伴隨著擴張主義的極度膨脹。到現在為止,還有最後一道防波堤————政治在阻擋著最壞事態的發生。但是,就象已經再三說明了的,這道政治防波提其實是漏洞百出的。擴張主義的思潮,肯定能找到漏洞之所在,將其擴大,最後沖毀政治防波堤,把戰爭的洪潮淹沒整個亞洲。
過了幾年,到了明治大正交替的明治45年,大正元年也就是公元1912年。這時的陸相是上原勇作,這可是位人物,千萬得記住了。當時的陸軍三大衙門已經幾乎全是陸大畢業生了,這位可以說是陸大生以前舊軍人最後的一位了,做遍陸軍三大衙門主官:參謀總長,陸軍大臣和教育總監,在官職上能和他相比的可能就只有後來的甲級戰犯第一人東條英機了。在日本陸軍中有巨大的影響力,反對宇恆裁軍,日本陸軍一直有所謂“皇道派”和“統制派”之分,這位可以說就是孵出皇道派這隻怪蛋的“母雞”。
經常能夠聽到所謂“皇道派”和“統制派”,其實就像《格里弗遊記》裡面說的“大頭黨”和“小頭黨”,目標是一回事。你不看到“皇道派”的統帥荒木貞夫和“統制派”的頭領東條英機都坐在東京遠東軍事軍事法庭的審判席上嗎?他們的區別只是在手法上的區別。
所謂“皇道派”主張“天皇親政”,主張“清君側”,不要政府;而“統制派”則主張對政府施加壓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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