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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門東會，舳艫相接”；符載《土洑鎮保寧記》曾說荊門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線上：“士民工商，連檣如雲，必將沿於斯、溯於斯，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由長江主航道南穿洞庭，進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劉禹錫說武陵：“擁楫舟為市”，沈傳師說潭州：“丹檻繚郭千艘屯”。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據《唐鑑》卷三記載，貞觀年間，朝廷“輸直僱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就船值與造價來講，潭州能夠承建大噸位的船舶。

從鄂州下江州，便可透過鄱陽湖直抵洪州，在這段水域內，船舶最為集中。《唐國史補》中記載：“洪、鄂之水居頗多，與邑殆相半”、“舟船之盛，盡於江西”。廣德元年（公元763年），“鄂州大風，火發江中”，一次就“焚船三千艘”。可見鄂州江面上船隻的密集程度。洪州一帶的船舶數量也不亞於鄂州。獨孤及《豫章冠蓋盛集記》記載：“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吳人、荊人、徐人，以其孥行，絡繹薦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宏舸巨鷁，舳接艫隘。”符載也說：“斯郡也，地侔千乘，艘駕萬軸”。洪州地區的造船能力相當充實，一次便能鋪開數百艘船隻持續打造。貞觀年間，太宗皇帝曾委任閻立德“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並隨從這批海船渡海徵遼東。後來，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資治通鑑》也曾記載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而長江下游一帶，素以水鄉澤國而著稱，其船舶擁有量及其航運能力更是在唐朝首屈一指。靠近揚州的江面上，船隻格外見多。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揚州府江中充滿舫船，積蘆船，小船，不可勝計。”《唐大和上東征傳》也說此處“江中迎舟，舳艫相接。”東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與揚州通航，大小船隊，往來如梭。陳鳴《廬州同食館記》說：“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舳艫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河東記》雲：“自浙東抵揚州，舳艫萬艘，隘於河次，堰開爭路，上下眾船相軋。”可見，四方船舶都透過水路匯聚揚州。《五行志》記載：“天寶十載，廣陵郡大風，駕海潮，淪江口大小船隻數千艘。”根據李曜上次在揚州的見聞，猜測這其中必定包括外來的船舶。

李曜這一趟揚州之行，在揚州可不光是呆在養心閣養心，他不僅暗中操控軍械監在揚州擴大勢力，而且不動聲色的網羅了不少造船業的人才，從設計到工匠，花重金大把的蒐羅。

揚州是長江下游地區最大的造船中心，官營造船工場也多設在此州之內。唐中宗時，洛陽要購買“競渡船十隻，請差使於揚州修造，須錢五千貫”，平均每隻船的造價為五百緡。劉晏任鹽鐵使後，“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其造價高過中宗時所造競渡船的一倍。為了嚴格掌握造船的質量，劉晏還派“專知官十人，競自營辦”，前後製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劉晏根據揚州船業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對合理的造船費用標準。用高價格吸引造船者，同時分場設官員，允許各船場之間公平競爭。這樣，不但保證了造船的工期和所需數額，也大大刺激了揚州地區造船業的發展。五十年之後，由於船場實力擴大，積累增多，成本減低，造船費用便開始大幅度下降，史稱：“後五十餘歲，果有計其餘，減五百千者。”這說明，揚州船業製造經過長期運作，已經不斷壓縮了單位成本。此後，官方所用船隻，常向揚州船場定貨。《舊唐書》之《張仲方傳》記載：“敬宗童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造上巳競渡船三十隻。”有唐一代，揚州地區的造船能力不斷提高。

從揚州沿大運河北上，入淮水，通汴水，可抵達京都，這便是唐朝著名的漕運線。楚州和泗州便是淮河流域上的交通樞紐。李邕《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記載：“淮陰縣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彌越走蜀，會閩驛吳”，“商旅接艫，魚貫迤其萬艘”。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樓記》記載：“泗城據汴淮奔會處，汴泛以射，淮廣而吞，商販四衝，舷擊柂交。”張籍曾用“春冰銷散日華滿，行舟往來浮橋斷”的詩句來描繪當地舟航的繁忙景象。從泗州出發，進入汴、宋水域，這裡又是舟船集結的地方。《李勣傳》說：“宋、鄭兩郡，地管運河，商旅往還，船乘不絕”。而洛陽更是“水漕淮海”、“舟車並湊，水陸交衝”。宋州還是北方著名的造船基地。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宋州刺史王波利就承命“造大船數百艘”。所以杜甫說宋州“邑中九萬家，舟車半天下”。

李曜在揚州暗中蒐羅的工匠技師透過“商業渠道”被轉往北方，許多人甚至是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