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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夜，乃換成張歸厚，也是如此，每夜輪換。如此折騰的四五夜，淮南軍盡顯疲態。又探知朱溫援兵已近，臺蒙被迫退軍。朱溫聽說淮南臺蒙已退，傳令劉知俊駐守徐州不動，餘部隨己回汴。派李思安、張存敬先行救援魏博，自統餘部繼後，駐紮在滑州，以觀靜止。

這時劉仁恭已攻魏州數日，賴賀德倫助守，城池難下。驚聞王鎔大軍渡過滏水，李思安率救兵已至內黃，便對劉守文道：“我兒之勇，十倍於李思安。現在分給你五萬軍，先破鼠輩，再擒羅雛（指羅紹威）。”

劉守文大驚。他尚不知還有個王彥章，心思李思安久號河南第一勇夫，我怎能擒來？便說道：“若得單姑父相助，更有勝算！”劉仁恭陰沉臉色道：“怎生了你這懦夫，將來必無大用。”不過畢竟是自己兒子開了口，劉仁恭心中雖然不喜，仍令單可及助他同往。

就在這一天，身在蒲州的李曜收到急報，此報乃從華州發來。

注1：唐代屯田和營田的相似之處主要有四點，其經營者、設定目的、設定地點和經營方式都很類似。

從經營人員來講，其經營者都是既有軍士，又有百姓。唐代屯田的經營者多為軍士，高宗顯慶年間，劉仁軌率兵鎮守百濟城，“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略高麗。”宣宗大中年間，畢誠為河西供軍安撫等使，“以邊境御戎，以兵多積穀為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

也有百姓屯田的現象。如高祖時，河間王“孝恭治荊，為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德宗時，也釋出過百姓屯田詔令：“天下應荒閒田，有肥沃堪置屯田處，委當管官審檢行情願者，使之營田，如部署精當，收穫數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當然此處詔文中的“營田”是經營田地之意，而非指田制。

唐代營田的經營者最初為軍士。如高宗儀鳳中，“（黑齒）常之以河源軍正當賊衝，欲加兵鎮守，恐有運轉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餘所，度開營田五千餘頃，歲收百餘萬石。”文宗太和七年四月，“以宣武軍先置營田，別加田卒，至是敕罷。”講的都是以軍士營田。

同樣，唐代營田的經營者也有百姓。如憲宗末，“天下營田皆僱民或借庸以耕”。可見，憲宗末年，曾一度改天下營田為百姓經營。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詔曰：“諸道除邊軍營田處，其軍糧既取正稅米，分給其所管田，自為軍中資用，不合取百姓營田。”穆宗下詔軍糧不應從百姓營田中取得，這說明元和年間依然有百姓經營營田的現象。

而從設定目的來看，軍士屯田、營田與百姓營田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供應軍需，而百姓屯田則主要是為了增加朝廷收入。

軍士屯田始於漢代，目的是為了解決邊疆軍糧的供應問題。唐代屯田也一樣，軍士屯田也是為了供應軍需。如武德年間，竇靜為幷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武周時期，婁師德奉令檢校豐州都督，“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讓和耀之費。”不過軍士屯田雖以供應軍需為主，但若有餘糧則要上交國庫。如開元年間，“河州敦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人太原倉，備關中凶年。”

軍士營田也以供應軍需為目的。如德宗貞元年間，杜亞“奏請開苑內地為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貞元十年，鄭滑營田使李復，“置營田數百頃，以資軍食”。敬宗寶曆元年，滄景節度使楊元卿上言，本道“營田收廩粟二十萬斛，請付度支，充軍糧。”

百姓營田同樣也以供應軍需為主要目的。如文宗太和年間，義昌軍節度使段侑，在其治州內，“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遂為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稟度支，侑始至一歲，自以賦贍其半，二歲則周用，乃奏罷度支所賜。”

而百姓屯田則主要是為了增加國庫收入。如開元五年，營州“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撥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戶，並招輯商胡，為立店肆，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這裡，“營州倉廩”即營州官倉也。唐代宗敕令“天下郡國，散置諸屯，轉漕入關，以資均濟。”郡國諸屯的糧食漕運人關中，目的也是將其作為國庫收入來調劑也。

從設定地點來講，屯田與營田一般都選擇在邊地或內地空閒之處。

屯田除大部分設在邊地，如前文所言及的東北、北部、西北等地外，內地空閒之處也有小規模的屯田設定。如中宗時，王睃為桂州都督，罷桂州屯兵，“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