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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只要老百姓生活得好，人口得到發展繁衍，賦稅自然就能增加。因此，他的財政改革主要著眼於發展生產、安定民生。他提出：“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他始終力主儘量減輕農民負擔，反對橫徵暴斂。在不苛稅於民的前提下，劉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的是市場途徑和商業手段。一是“取人不怨”，透過控制物資和市場物價等經濟手段取得財政收入。二是“因民所急而稅”，選擇人們日常所需的商品課稅，因其稅源充足，穩定可靠，可以達到廣收薄斂的效果。如改革鹽政，寓稅於價，使“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貴”。劉晏特別強調賦稅持平，根據不同年情調節賦稅，保證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緩和了社會矛盾。同時他又撥專款儲購穀物，這樣不僅災害之年賑災濟貧有了可靠的保證，還可以利用倉儲之糧作為後盾，向市場投放商品糧，以防“穀賤傷農”、“谷貴傷民”。

而李曜與之相比又如何呢？他將其在軍械監所推行的那一系列辦法歸納為“推動生產，刺激消費”，這八個字經過王笉的解釋，王摶之所以立刻便將李曜當成第二個劉晏，對李曜的觀感瞬間從欣賞轉為敬佩。何也？正是因為推動生產就是提高民間的生產能力，而要想推動，則必然要由軍械監牽頭，主動想辦法幫百姓一把，這本身便是一種愛民了。至於刺激消費，百姓手頭的物資豐富之後，必然要拿去換取其他生產生活用品，商業流通量就會增大，其所在地必然更有生氣。李曜那一系列辦法最終得到收益之處，也正在此。然而這一收入，百姓的負擔並未加重多少，反而因為商業流通順暢而獲得了更多的好處。李曜的做法，與劉晏當初所希望的，正是如出一轍。

而且李曜還不同於過去的理財能人，方才王笉曾經提到李曜的一個觀點，讓王摶耳目一新，乃是十二個字：“興農以固，興商以富，興工以強。”這一點王摶自認為暫時還未曾想得透徹，只是李曜的意思他卻已然明白，李曜似乎認為賺錢不該只在農民頭上打主意，而要先使商業發達，在商業上想辦法。至於興工以強，他自然沒能如李曜那般看得透徹，只是大體上猜到李曜所說的“工”，就是指軍械監的所謂“產能”。王摶隱約覺得，李曜之能，甚至可能更勝劉晏當年！

再便是自律了。當初劉晏身為宰相，手握財權，經理的國家錢糧數千萬計，但他的個人生活極其簡樸。他家的房子矮小簡陋，沒有僕人婢女，家務事都由家人料理。他早晨上朝，只在路上買兩個燒餅邊走邊吃，就算是一頓早飯了。王摶還知道這樣一個故事：劉晏去拜訪他的大舅哥尚書右丞李虞，至其寢室，見門簾太破，就偷量了尺寸，編了個粗竹門簾想送過去。但是劉晏“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想想看，就是這樣普通的生活用品，送給自己的親戚尚且難以啟齒，誰能想象這樣一個人會去行賄受賄？果然，劉晏後來遭陷害之後，朝廷清查其家產，發現“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劉晏被殺後，百姓無不為他喊冤，並刻石以傳。再後來，唐德宗對劉晏的冤情有所覺察，錄用晏之子孫繼續為國效力。

至於李曜，其自律與否，王摶的確不知，但他卻知道李曜“散家財以募兵”之事。李曜的家財具體有多少雖然沒法詳查，但就王笉所言，李曜募兵之後家無餘財，而實際上他募兵不過千員，想來家底也並不厚實。更關鍵的是李曜這支兵並非他自己的私兵，而是正經的河東軍，所以王摶基本可以斷定李曜對錢財並不甚看重。——如若不然，以李曜掌握軍械監的便利，他哪怕要成為河東第一鉅富，怕不也只是反手之間罷了，何至於此？

王摶忽然沉思起來，王笉知道他已經有所思慮，也不去打擾，只是靜靜佇立一旁，等這位叔父發話。

良久，王摶才緩緩道：“待李正陽洺州上任，某欲覓一良機，於之相會。嫣然，此事你可願為某轉達李兵部？”

王笉嫣然一笑：“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第169章　洺州刺史（五）

“門下：定遠將軍飛騰軍指揮使河東節度使府掌軍械監李正陽，忠勇冠時，韜鈐出眾，俊輕鵰鶚，氣激風雲。珪璋蘊德，鸞鶴呈姿，持偉望以標奇，蘊神鋒而匿耀。朱弦逸韻，既可禮天，寶劍雄鋩，宜乎折滯。而體國勵志，問牛之美早傳；致君載誠，吐鳳之名夙著。六奇之妙術難偕，三略之英謀有素。拔山背水，曾不遜於昔賢；左馬右人，已無慚於今日。但以中興啟運，舉善從宜，將激勸於功庸，合甄升於義烈。豈可尚淹憲省，示副陟明。特檢校兵部侍郎，可洺州刺史，進壯武將軍，授上輕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