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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面積足夠、物產豐富之外，還有一個優點就是關中的交通情況非常好。要知道，以關中為政治重心的王朝為確保對國家的控制，勢必加強關中及其與外部交通的營建。早在周人經營關中之時，其道路就暢通無阻。《詩經》中稱讚“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而秦統一後，由於秦始皇是個“標準化生產”的狂熱分子，搞書同文的同時還大搞“車同軌”，大治馳道，以咸陽為中心，輻射四方。同時，秦漢時期屢治棧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漢中、巴蜀。水運也不差，立足關中的政權都曾利用渭水、黃河河道，經營漕運，轉輸東部地區的物資供給關中。大唐統治基礎擴大，關中糧食需要量大增，對於漕運的經營尤為倚重（這一點本書前文曾詳細講過，此處不再論）。暢通的交通對於關中經濟顯然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要致富，先修路”嘛，這個李曜豈能不懂。

而關中由於開發較早，所以人煙稠密，這也是一個優點。自周人營關中以來，其民皆有周人遺風，好稼穡，務本業。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漢書》中載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帶“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商鞅變法後，秦人以耕戰為本，努力事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力耕足以富國，尚戰足以強兵。遺風流披，影響深遠，遂使關中地區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蘇秦、范雎遊說秦王時，都將關中民風與關中地利並提，視為秦國霸業的兩個重要條件。蘇秦看到秦國“士民之眾，兵法之教”，認為“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范雎則將“怯於私鬥而勇於公戰”的秦國百姓稱之為“王者之民”。秦漢時期一直流行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說法。西漢時，（關隴）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出了不少優秀的將領。北朝後期，關隴軍事貴族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

因此，關中的優勢不言而喻：山川環抱，可以作為險阻，是為關中戰略上的優勢；農業發達，可以儲糧養兵，是為關中經濟上的優勢；人煙稠密，民尚耕戰，是為關中地位的社會基礎。

不過李曜一直是“我黨”二分論的忠實信徒，深知看問題要看到其兩面性，比如自唐以後，中國政治重心東移，關中地位始漸衰落，這也是李曜心中非常清楚的情況。至於關中地位的衰落，他雖然沒有仔細琢磨，但想來可能與幾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首先是經濟重心的變化。在秦漢時期，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尚能大致重疊，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動盪之後，這種情況已經發生變化。秦漢時期，關中經濟堪為首翹。司馬遷在描述關中富裕時稱“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晉南北朝時期，區域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區的開發和繁榮。在古時被稱作是“厥田下下”的揚州，到東晉時已成繁榮富裕之地。到隋唐時，東南財賦已為關中所倚重，特別是安史之亂後，東南財賦幾乎就是大唐朝廷的救命水。與之相對應的是，北方經濟反而因為戰亂頻仍而有所倒退。

兩漢之際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次動盪對關中經濟破壞很大。隋唐統治基礎擴大後，作為政治重心的長安物資需求也急劇擴大，僅靠關中地區早已不能保障供給，必須靠東部地區轉輸以保障供給。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這方面的原因。特別是唐代，漕運在其經濟生活中佔有突出的地位。從東部地區轉輸關中，飛芻輓粟，逆黃河西上，經砥柱天險（潼關附近黃河拐彎處），冉逆渭水而上，殊為不易。而自唐中期以後，中原地區又很不穩定，這條轉輸線屢被阻斷，一旦轉輸線被阻斷，關中的供給便很成問題。現在李曜欲取關中，很不痛快的一點就是中原地區是朱溫的地盤，這條相對最好走的貢賦路線顯然不能走了。

而關中地位的衰落跟關隴集團本身的衰落也有很大的關係。隋、唐為加強中央集權，都曾致力於打擊門閥士族，特別是唐代，關隴集團受到沉重打擊。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關東地區一種新的勢力的崛起。安祿山戍范陽，士馬精強為天下最。後來安祿山的叛亂雖被平息，其歸降的部將卻搖身而為河北藩鎮，唐廷力不能制。別看朱溫佔了整個中原，可歷史上朱梁仍被河東攻滅，河北集團仍然戰勝了中原集團。但不論河北還是中原，都不是關隴集團，因為此時的關隴方面，實力已經大不如前。

再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