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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繁盛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大提高為商業的繁榮開拓了較前朝更為廣闊的前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在農業方面，最重要的農具耕犁，由直轅改為曲轅。尤其是創用犁評和犁箭，可隨意調節耕地深淺，大大提高了耕地效率，並得到普遍的推行；其次，得到廣泛使用的利用水力轉動的筒車和機汲水車，也是這一時期的傑出創造，不但省時省力，且可日夜轉動，灌溉功能極著。

其次，在手工業上，所造載重萬石以上大船是司空見慣的。德宗時，荊南節度使發明了疾馳如飛的腳踏船。同時，制瓷業也有所發展，製出的白瓷如銀如雪，青瓷類玉類冰，並由於瓷器生產的普通和技術的精巧而取代金銀器，日益得到人們的喜愛和提倡。在金銀器的製造上，已發明了以手搖足踩為動力的金屬切削車床。後世在西安發現的許多精美的各類銅鏡，顯示了銅鏡製作的高超技藝。而從敦煌千佛洞、阿斯塔那墓中發現的大量絲織品，其品種花紋之多，色彩之絢麗等，都充分反映了當時織造、印染等方面的工藝已有相當的發展。南方造紙業的興起也是手工業重大成就之一，造紙原料大為增加，紙的品種和染色技術均多而且精巧，名紙有剡縣藤苔箋、金花箋、六和箋、竹箋、滑薄及繭紙等數十種之多，說明造紙技術走向新的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的另一個顯著標志是：生產的地方性日益增強，產生了許多專業化的生產區域。以造船、紡織、皮革和金銀製造為中心的揚州；成都以造紙、紡織、製鹽和金銀器皿等而著稱；以絲織品質量和數量著稱的定州、越州；冶煉為主的萊蕪、兗州；鹽茶產區的江淮一帶等等。這加強了生產商品的傾向，出現了一些經營規模較大、為市場而生產的作坊；而兩京及一些州郡為數不少的行會的出現，如鐵行、靴行、布行、藥行、秤行和織錦行等等，使大唐的手工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再次，大唐經濟及社會分工的發達，使人們在社會中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尤其是在中唐以後兩稅法的施行，更促使農村廣泛與市場聯絡，造成農產品的商品化。因此，商品的數量和種類明顯增多。當時市場上出現的商品是“凡貨賄之物，侈於用者不可勝記，絲布為衣，麻布為囊，氈帽為蓋，革皮為帶，內丘白瓷甌，端溪柴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此外，如糧食、木材、鹽茶、糖、藥及各類金銀銅器等等有百種之多。由於生產的地方性，技術性和專業化的發展，使商品經濟較前有了明顯的發展，社會中直接生產者的生產社會聯絡，透過商品關係逐漸開闊，手工業者和消費者的直接聯絡漸漸被市場所替代，這使得商賈在社會經濟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

此外，唐王朝建立後，為維護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利益，曾積極開發水陸交通和運輸，大大便利了商業活動。大唐疆域遼闊，交通發達。曾有記載開元年間陸路交通：“東至宋、汴，西至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盈。每店皆有驢貨客來，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至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夜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十里，不持寸刃。長安年間的水運繁盛：“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蜀，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鉅艦，千軸萬艘，交貨往來，昧且永日”。這種南北水陸交通的暢流狀態，就是在許多地方被割據的唐後期仍保持著，如“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賣易往來”，運河水道被人贊為：“今九河之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今為利也博哉”！加上對外海陸交通的發展，使商賈活躍的舞臺更加擴大。這是大唐商業得以日益發展，商賈勢力得以迅速強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後，大唐社會經濟的發展，產品增加，物價便宜，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小商品生產的增加，大小商賈均投售大量商品，使商品貨幣關係逐漸擴大和加強，貨幣需要日增。但是，自武德至乾元初的一百三十多年時間裡，私鑄錢的現象有增無減。錢幣減重和通貨數量的增加，造成物價上漲，為商賈乘機牟取暴利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如玄宗元年九月，諫議大夫楊虛以京中用錢不勝濫惡，貨物踴貴，上疏日：“日中為市，聚天下之貨，而錢無準時的，物價騰踴，乾沒相乘，盈虛失度，又非各得其所矣。帝京三市，人雜五方，淫巧竟馳，侈為成俗。至於商賈積滯，富豪藏鏹，兼併之家歲增儲蓄，貧素之士日有空虛”。商賈豪富大量把持貨幣，從中獲得了豐利。寶應、大曆間，朝廷規定了較為正常的幣值換算和加大鑄錢量，但由於整個社會貨幣流通的需要日益迫切，和兩稅法實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