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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紐約市學校的教學水平和學術能力。他親自出了一系列英語和數學試卷,要讓每個小學生做。各個年級的考題都極難,打分也很嚴格。我很失望地獲悉自己的英語成績才68分,但成績第二名的孩子只得了42分,我的分數看起來仍比較突出。然而數學考試中發生了一件令人難過的事。在正面黑板上寫著5道題目,看來並不難,我很快做完交卷,走出教室,這時其他人還在考試。後來著名的伯京斯博士——第10公立小學無數畢業生都記得他——把我叫進校長辦公室去。
他說:“本尼,你怎麼搞的,為什麼不答最後兩道題呢?”你可能猜得到其中的原委。第6題和第7題竟寫在教室後面的黑板上,我未看到,也沒聽到教師講。我圓滿地回答了前5道題,所以得了70分——這是我校最好的成績了。伯京斯博士遺憾地搖著頭對我說:“要是你把另外兩道題也答了,本來會使你自己以及我們學校出名的。”
當我進入第10公立學校7A級“分科制班”時,我的學校生活真正變得津津有味了。不過我體面地升入這個班級的第一天卻根本不體面。學期開始後不久,我突然從6B級提升到7A級(每年分成兩個不同的級別)。由於這是我第四次跳級,剛剛10歲,校長助理領著我和其他幾個孩子到新的班級去。這個班40多個小學生全是男孩,他們看了我一眼,就爆發出鬨堂大笑。在這些12歲的男孩中,我沒有像他們一樣穿著諾福克套裝,而仍舊穿著象徵小男孩的水手式連衣褲。他們把我看成某種怪物,我也開始極其不喜歡自己的模樣。當天下午我在家裡大吵大鬧,搞得母親無可奈何地帶我到第125號街科克服裝店,給我買了第一套諾福克套裝。
我的堂兄路易斯·格勞斯鮑姆——大家都叫他路易——對我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而且大部分是有益的影響。他是我大伯伯的第二個兒子,和我的哥哥利昂同齡。我從未碰到過像他那樣出類拔萃、多才多藝的人。一方面,他是一個傑出的學者,在希臘語、拉丁語和數學方面卓有成就,獲得過金額很高的普利策獎學金,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工程學院得過許多獎。按照我的不高的標準,他還是一個體育運動能手,而當時勤學苦讀的人往往體質衰弱。最使大家驚訝的是,他似乎擅長經商。起初,清晨他在自己所住的麥迪遜大道送麵包賺點錢。後來他給西第5大道或東派克大道有錢人家的孩子當家庭教師。在我幼稚和不切實際的心目中,他似乎什麼事都懂——包括對女孩子也十分了解,而女孩子對我來說長時間裡仍像是一本沒有涉獵過的書。作為我們一幫人的天生領袖,他發現到波羅地體育館和高地人(後來改名為美國佬)體育館去銷售“棒球通訊牌”是一次發財的機會。這副牌設計得像精美的風景明信片,並有一長串開啟的連環條幅,印著棒球隊每個隊員的照片,還有棒球比賽日程表和記分卡,使得通訊內容更加完整。每賣掉一副牌,我們可獲利2美分。我記得,平均每個工作日,每個人大約可賺20美分。在週末同一棒球隊一天舉行兩場比賽的日子,則可賺1美元。
在我的檔案堆中,有一本舊的棕色封面筆記本,上面有我在銷售棒球通訊牌的一個夏天所寫的日記。我不間斷地記下每天的銷售情況、棒球賽的結果以及我做過的其他事情。有時候我用韻文記述,實際上不過是寫寫蹩腳的打油詩。我把新的筆記本遞給路易看,他神氣活現地在第一頁上做起文章來,對年輕的堂弟寫了一些勸導性的話。第一句話“瞭解你自己”是用希臘文寫的,最後一句評語是用他最初學會的拉丁文寫的。我對他的學問欽佩得五體投地,因而莊嚴地發誓也一定要成為拉丁文和希臘文的學者。
正是由於在數學上的天才,我第一次賺了一大筆錢。我的一位朋友切斯特·布朗比我高一個年級,身材也比我高几英寸,但是代數學得很差。他的母親每週付給我50美分,要我教他3節課時代數。現在我已記不清楚我怎麼能教一門自己還未在學校裡學過的課程,所以這個故事的某些細節也許有錯。但是當時我確實開始當家庭教師,並且一直比較穩定地擔任這樣的工作,直到最後我在加弗納斯島為里昂納德·伍德將軍和其他軍官的兒子進行輔導為止。
在當時,一到天黑,除了在街角闖蕩或待在家裡做功課或看書外,實際上沒有其他事可做。我不關心晚上的街頭生活;在我看來街上的男孩都是粗俗的、無聊的。因此我有許多時間看書,而我的閱讀量是驚人的。每隔兩星期,我從圖書館借回四五本書,此外我還讀了不少已遭禁止、但仍在傳閱、比較無害的圖書,其中有著名的弗蘭克·梅里韋爾叢書和尼克·卡特①的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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