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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成為第一個不直接隸屬於標準輸油管公司系統卻被選為其董事會成員的人。儘管北方輸油管公司相對其他大部分公司來說規模較小，但我仍為自己的成就相當自豪。

在石油城會議休會期間，布什內爾總經理發表了一番調和性的講話，說什麼在適當的時機，我們大家應該有可能就公司的財務結構達成一致意見。那時我們認為這些討好的話並無實際意義。然而，幾個星期後他邀請我去他的辦公室討論此事。這個老偽君子用悅耳的語調說道：“你知道，格雷厄姆先生，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反對你向股東返還現金的主意；我們只是感到那時不合適。如今，我們已準備提出計劃，我們想它將會完全得到你的同意。”

該計劃把每股票面價值從100降到10元，返還50元現金，每隻老股票換3只新股票，每隻老股票還有20元的現金餘額。布什內爾補充說，日後還可能從現金餘額中再次分配。但是首先要為那些忠誠的僱員準備適當的養老金。實際上，每一股最終分發了70元。北方輸油管公司新股票的總價值加上返還的現金，最終合計比老股票每股110元還多。

我們弄不懂是什麼促使原先頑固的對手突然改變主意的。阿爾弗雷德·庫克後來得知，洛氏基金會透過它們的代理權向管理層表明，他們贊成儘可能多地分配公司閒餘資本。這個說法很可能是真的，因為最終其他所有的輸油管公司都效法北方公司，對其股東作出相應的分配。

我第三次遇到洛克菲勒是在多年以後，是我獨立主張採取的行動，至今我還為此而自豪。那是1945年，我已成為趾高氣揚的紐約州商會（New　York　State　Chamber　Of　merce）的成員——部分是要為市民服務，但主要原因我想是為了利用他們午餐俱樂部的設施。國會里的民主黨人當時支援相當革命的提案，即後來眾所周知的“1946年充分就業法案”，該法案要求政府保證採取各種適當措施保持高水平的就業。企業界人士一般不信任也不喜歡民主黨人，保守的天性使他們厭惡這項提案。紐約州商會下的一個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直言不諱地譴責這項議案，這份報告獲得全體與會人員一致透過（我那天不在那兒）。但是1945年秋天，美國眾議院透過了這項議案。看到這些，我們商會里善良的成員非常沮喪，以致委員會認為提交第二份報告再次譴責即將成為法律的議案是合適的，這樣可向公眾表明商界領導人與這些別出心裁的新主意無關。

當我在一份月刊上讀到上述第二份報告時，我感到紐約州商會應該有個成員站出來對同事說：政治與經濟氣候自1929年以來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給秘書長寫了一封信，要求獲准在下次會議上發言——那第二份報告將在這次會上採納——時間不超過3分鐘。當然我的要求被接受了。

按會議安排，大通銀行（Chase　Bank）的行長、洛克菲勒的女婿溫特若波·奧德里奇將作主要發言。在這個場合，洛克菲勒先生也參加了會議，我發現自己就坐在他旁邊。當討論就業法案的決議時，主席喚了我的名字，我是唯一的一名希望就這份報告發言的人。帶著可以理解的緊張心情，我用3分鐘時間作了措詞嚴厲的發言，並以一個很不恰當的勸告結束。我勸告我的同事不要使自己“像波旁家族一樣聽不進，改不了”。全體與會者鴉雀無聲地聽我講話，連洛克菲勒先生也靜靜地在聽，當我返回座位時，與他擦身而過。投票開始後，支援委員會譴責報告的“贊同”聲佔絕對優勢，我只聽到旁邊有個人跟在我後面說“不同意”。

我與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次交鋒不是代理權的較量，而是與全國運輸公司（National　Transit　pany）有關的法律上的較量。全國運輸公司是標準輸油管公司的一個子公司，在經營輸油管的同時還經營它自己的一個生產抽水泵的子公司。公司管理層向州權威機構申請採取被我們代表股東利益而拒絕的行動。他們想把我們大量現金資產的大部分投放於毫無吸引力的用途上。不管怎樣，他們撤回了申請，後來——很可能是在洛氏基金會的推動下——把大量的現金分給了股東。我們那時已成為它的最大股東之一。

我提及全國運輸公司一事有兩個原因。許多年以後，我們與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