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第2/4 頁)

對我們的信任獲得了非常豐厚的回報。賴斯隨時準備幫助我們，對此我是非常感激的。當他聽說我們要賣證券還舊債而證券數量又可能不夠時，他又額外拿出不少美國政府債券供我們支配，以便必要時增強我們的力量。不過事實表明，我們一直沒有不得不要他慷慨解囊來幫助我們渡過難關。

在那幾年裡，我們拼命工作以挽回損失，我們還想方設法使我們持有的證券得到比較滿意的處理。有一次我們起訴了一家經紀公司，要求他們對我們在鋅礦債券上所蒙受的損失作出賠償。債券招募說明書表明這家鋅礦過去的業績一直很好，但它沒有指出富礦都已開採完畢，因此該鋅礦以後的盈利必將減少。律師告訴我們，這一案子雖然有些不同尋常，但非常有價值。阿爾弗雷德·庫克認為，我們在法庭上輸掉的唯一可能是對方請來常勝律師馬克斯·斯托伊厄為他們辯護。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弗賴德·格林曼建議我們聘請馬克斯·斯托伊厄作為顧問，這樣對方就得不到他了。我們給這位可敬的斯托伊厄先生送去5000美元的支票作為他的勞務費，同時把案件的概要也寄給他。他說這案子很好，敘述簡明扼要，便收了錢接了案子。這樁訴訟案的結果是被告以原價三分之二的價格購回我們的債券——對我們來說這可是彌補了一個大損失。

我們還持有大量環球圖片公司（Universal　Pictures）的累積優先股股票，該股票年率為8％。這是家小公司，在大危機之前連續多年都支付了紅利。但在那惡夢般的歲月裡該公司也一落千丈，不再派發紅利了。股票價格跌到了30美分，這對我們是個不小的打擊。該公司的創始人兼總經理馬克斯·萊姆爾卻繼續領取每星期3000美元的高薪，另外還要給卡爾·萊姆爾支付每週1000美元的薪水。這些薪水比付給優先股股東的所有股息還要多。我們感到在這樣的環境下，這種行為有些過分了。於是我便約他談一談。在他辦公室外等了一會之後，我聽到裡邊傳來他那熱情洋溢的聲音：“嘿，格雷厄姆，請進來吧！”當我進去後，覺得有點神秘兮兮，看到一個小個子男人坐在辦公桌旁，滿臉沮喪。他很懊惱地說道：“我還以為你是格雷厄姆·麥克奈米呢。”（格雷厄姆·麥克奈米是環球公司的著名新聞評論員。）我無法說服萊姆爾降低薪水，但我們最終還是設法以相當不錯的價格拋掉了這些股票。

很明顯，我需要削減龐大的家庭開支，尤其是按照合同規定我沒有固定薪水，只能從帳戶的經營利潤中取得分成。我們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處理貝雷斯福德公寓的租約，因為原來定下的租金實在太貴了。我很幸運地將這套公寓轉租給達拉斯內曼—馬庫斯百貨商店（Neiman…Marcus）的馬庫斯夫人，租期將近一年，租金與我當時租來裝修時的租金相差無幾。後來我們支付了些賠償金把剩下的租金給免掉了。我們又在中央公園以西，在第91街的艾爾多拉多大廈租了一套房子，房租要便宜多了，但房子仍相當有氣派。

艾爾多拉多大廈是由我們的老朋友查爾斯·戈特曼興建的，他的兒子就是鮑勃，孫子就是安德魯。查爾斯白手起家，從工程師變成了一名成功的地鐵建造商。同許多人一樣，他那宏大豪華的公寓房也恰巧是在大危機之前完工的。顯然他沒有能力取得永久性資金以償還建築貸款，於是大廈也就成了別人的財產——這一損失超過100萬美元。我不知道他還有多少錢，但他至少還有能力在他一度引以自豪的大廈頂樓租了一間大房子住下來，在塔帕湖畔，他還有幢夏日別墅——在那裡他開著他那艘“克里斯—克拉夫特”遊艇，我則跟在後面學習水上滑板，（當我們掉進水裡時不知有多冷！）總的來說，他和他的大家庭的生活還是相當奢侈的。但在艾爾多拉多大廈的損失使他變成了一位改革家。他對所有人談的話題只有一個，那就是這個“體制”太不公平了——由於他口齒不清，“體制”成了“梯子”。據他認為，美國的資本主義氣數已盡，必將被新“梯子”所代替，在這種新“梯子”下，銀行是不會把一個傾注了大筆財富和心血的人的漂亮大廈吞併掉的。

大家都能從報紙上了解到，在1929年的市場恐慌中，據說一個又一個投機失敗者從經紀公司的視窗跳樓自殺。當然這種故事是誇大其詞的，它們只是為了迎合公眾的恐怖心理或所謂的“絞刑架式幽默”。但在那段該死的日子裡，確實有不少人失去了理智，這是因為他們自認為已經完蛋了，其實有些人的境況並沒有像他們想的那樣糟糕。我的第一位情人珍妮的叔叔就是其中一例。他做鞋子生意賺到了一大筆錢，接著就投資於房地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