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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跨出車來——正如人們從倫敦老式的出租汽車窄窄的踏階上跨下來那樣——心跳有點快，徑自朝著14號走去。原來它是一排邋遢的兩層瓦房中的一棟，這些房屋顯然都是工人居住的。我家房子的外表對我的自負是個打擊。因為從家庭傳統來看，我們處在舒適的環境中，僱傭得起幾個僕人——每人1英鎊工資——而且我們住在舒適的帶有一座美麗花園的房子裡。後來我才發現自己把14號與我們曾有幾個夏天在布萊頓劍橋路上住過的一幢房屋混淆在一起了。所以，在沒有發覺這個差錯之前，我很失望。第二年我的表兄威爾弗雷德帶給我一張於1956年發現的照片，一張拍下了我住過的第一幢房子的真正原照。這幢房子的結構並沒有什麼氣派，但它有三層樓和一扇很大的凸窗。在19—20世紀之交，這種房子是顯示資產階級體面的最適當的樣板。1960年我訪問了這幢房子，發覺它位於十字路口，房子雖小，卻令人悅目。房子後面還延伸出去一座小花園，多年來一直保養得很好。這座花園似乎比我7歲時最後一次在裡面玩耍時寬敞一些。

維克多比利昂晚生14個月，我比維克多晚生13個月。年齡上的接近使我這個最年幼的孩子常常感到十分困窘。但是從務實的角度看，好處卻不少，因為大人便於對我們一起進行培養。例如，我們三人同時從家庭女教師那裡學了一點法語。我仍保持著一封4歲時用法文寫給爸爸媽媽的信，當時我們離家在外旅遊。法文是寫在用尺仔細劃出的線條上，搞得十分漂亮——事實上，搞得太漂亮了，除了小男孩手寫的字外，連我自己也懷疑其餘這一切必定是女教師的傑作。

這些年裡，我家是否僱過一個以上家庭教師，我已記不清了。除了奇怪的講究伙食的習慣外，她（或他們）沒有留給我什麼印象。我們常吃家裡自制的巧克力餅當點心——那是一種嵌滿了妙不可言的摜奶油的美味鬆餅（不是現在那種指形小松餅）。我仍回想得起家庭女教師把尤尼達牌餅乾紙盒裁開，將一張張硬板紙組合成許多個可以盛裝糖果的紙筒。

在我出生時，我家已經開始了一系列以後又繼續許多年的遷移。我的哥哥出生在英格蘭的伯明翰，在那裡，父親和祖父從奧地利和德國進口瓷器和古玩小擺設。在維克多出世後不久，這家企業和一些直系親屬的家庭搬到倫敦。一年後又作出一個重大的決定：計劃在美國開設一家分公司，要我父親——他在一大批兄弟中排行第二——去經營。因此在1895年某個時候，我還不滿1週歲，全家5個人乘船前往紐約。我們坐的是二等艙，到達美國後，政府的一名醫生漫不經心地檢查了我們的身體，放我們走下跳板，踏上新國家的土地。不需要填寫什麼表格或辦理其他移民手續。那些四等艙（即統艙）的乘客才需要在紐約港的艾利斯島上辦這些手續。

我不知道父親是否期望在美國永久居住。也許他沒有這樣的打算，因為我們在私人家裡住宿搭夥，而不是自己建造一幢住房。我知道父親因自己是英國人而感到很自豪，他持有英國國籍一直到死。在那些日子裡，英國人特別不願意改變對英國的效忠，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其餘人才成為美國公民。

小時候，我是個非常愛國的英國人，在我看來，英國人在每個方面都明顯地勝人一籌，所以對他提出任何挑戰都是荒謬的。不用說，我發現新的環境對我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在19—20世紀之交，美國十分看不起英國，我從他們對英國的不斷批評和嘲笑中感受到這一點。英國人的風度和抱負、英國人的口音、英國人的衣著，在美國環境中都被認為是荒唐可笑的。

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邁爾斯一家——就在公園大道外第60號街上——由1個守寡的母親及4個兒子和女兒組成。事實上所有孩子都住在家裡，顯然他們不想結婚搬出去。這幢屋怎麼能使我們大家都住得很舒服，我一無所知。但是我記得邁爾斯一家對我們非常和藹可親，特別是對我這個男孩鍾愛有加。然而這並沒有妨礙他們毫不留情地嘲笑我的英國人習性。有一次爭吵起源於美國杯快艇賽。自然我毫不遲疑地相信託馬斯·利普頓爵士的“三葉苜蓿號”一定會獲勝。可是結果這艘快艇沒有凱旋而歸，我因受到嘲弄感到十分難過。

後來我上學了，我發現我的親英偏見與同學的反英情緒發生對抗。他們總是唇槍舌劍，重新與我打一場獨立戰爭，把喬治·華盛頓同喬治三世進行對比——大多數時候都是後者居下風——甚至堅持認為他們也打贏了那場意義模稜兩可的1812年戰爭。許多年裡，我說話帶著明顯的英國口音，因為我的家庭自然帶著英國口音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