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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折不扣地執行退讓政策，張國燾竟做了一件讓人怎麼也不相信會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做出的事情。

我們還是來看看張國燾自己的敘述吧：

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以前，汪精衛曾約我在鮑羅廷那裡會談。他提出了一張他所預擬的二屆中委名單，徵求我們的同意。鮑羅廷一言不發，我細看了這張名單，是所謂左派和與汪有關係的人佔多數。我覺得他並未尊重中共中央爭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孫科外，葉楚傖、邵元衝等均未列入，至於中共黨員則除第一屆者均列入外，還增加了在國民黨內任重要職務的吳玉章、董必武、惲代英、楊匏庵等人。

我對於國民黨內部的事，自然不必多說，只有根據中共中央的決議，對於提名中共黨員為國民黨中委者表示意見。我提出中共黨員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沒有在國民黨內擔任職務，不必再當選，其餘中共黨員也可以斟酌減少幾個，以符中共中央不願多佔國民黨中委名額的原旨。

汪精衛當即表示反對，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總理在世時遴選出來的，應當繼續當選。我向他委婉解釋，指出現在的名單中，有些第一屆中委的名字並不在內；那麼中共黨員也退出幾個，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衛看見鮑羅廷仍不說甚麼，也就不再說下去了。這樣，第二屆中委名單就算是商定了。②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85—86、68頁。

張國燾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在選舉前主動提出少選共產黨員，這件事從表面上看令人不可理解，其實認真想來，也在情理之中。一個處心積慮地執行退讓政策的人，會想盡一切辦法向國民黨右派作出退讓的，何況在張國燾看來，他所堅持的是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的“正確”方針呢！這一所謂“正確”方針的靈魂，用張國燾的話來說就是“中共黨員仍留在國民黨內已弊多於利”，所以，中共應自謀“獨立發展不多幹涉國民黨內部事務”②。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準備與國民黨分道揚鑣。

這一錯誤的指導思想造成的直接惡果是：　在1926年1月1日至19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戴季陶、孫科、胡漢民等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在選出的36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只佔7名；中央監察委員會12名委員中，共產黨員只有1名。

陳獨秀、張國燾等在國民黨二大對右派的讓步，使黨內同志尤其是廣東的黨員大為不滿，以至廣東區委會寫信指責中央對右派的退讓政策。

國民黨二大後，1926年2月10日，張國燾在《嚮導》第145期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教訓》的文章。文章是針對國民黨右派而寫的。他首先列舉了自國共合作以來國民黨在各方面長足發展的事實，說明右派分子對共產黨人的排斥是錯誤的。繼而談到國民黨二大對西山會議派的處理是“寬大的無以復加”，指出在右派和黨的紀律之間，只能選擇後者。文章還提到“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亦在大會上宣告共產黨員的黨團組織，不過督促共產黨員努力國民革命，而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亦純粹以擴大中國國民黨和集中革命勢力為目的”。

整個文章的調子是比較低的，目的是為了“希望迷途未遠的同志，拋棄已往的成見，重新在中國國民黨統一的旗幟之下，互相提攜為同一目的而奮鬥”！文章的積極意義在於申明國共合作之後，國民黨的發展、國民政府的鞏固都與共產黨員的工作分不開，以事實駁斥了國民黨右派的反共言論。文章的消極意義在於仍然對國民黨右派抱有幻想，沒有看到國民黨右派的階級實質，從維護統一戰線的目的出發，希望國民黨右派改變態度，重新回到統一戰線中來。

國民黨二大後不久，統一戰線內部又禍起蕭牆。這就是在國民黨二大上剛剛崛起的蔣介石悍然製造的“中山艦事件”。

3月18日，黃埔軍校駐廣州省城辦事處主任歐陽鐘聲稱奉蔣校長的命令，通知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速派有戰鬥力的軍艦到黃埔聽候調遣。李之龍遂派中山艦開赴黃埔。

3月20日，蔣介石以中山艦有異動為藉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逮捕李之龍，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正在廣州視察的蘇聯代表團也被軟禁起來。

當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們在報上看到“中山艦圖謀不軌”、“蔣介石扣留俄顧問、逮捕共產黨、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等報道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