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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始對肅反工作進行準備。只是當他與紅四軍領導人在軍事行動上產生分歧，並且這種分歧又“幾乎”為“敵人”所利用時，張國燾更加堅信有必要進行大規模的肅反。

1931年5月24日，張國燾到鄂豫皖不久，就給中央寫了《張國燾關於鄂豫皖區情況給中央政治局的綜合報告》。這就是後來被不少人稱之為張國燾下車伊始就對鄂豫皖根據地工作全盤否定的證據之一。實事求是地說，這份報告中相當多的內容還是比較客觀地反映了當時鄂豫皖根據地的實際情況。例如，報告中提到：　“黃安仙居區之一部，高橋之一部，二程區之大部，麻城赤白交界一帶，都曾引起了群眾的相當動搖，這裡有許多我們與群眾的關係不正確的錯誤，是被敵人利用之一因。”這與曾中生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說的“反富農反到中農，對改組派只靠屠殺”、“過去的徵發弄壞了不少事情”等說法並無二致；同時也印證了徐向前所說的：　“根據地內部因貫徹立三路線，推行反富農的過‘左’政策，引起黃安南部部分農民反水。土豪地主乘機東山再起，外部的紅槍會、綠槍會、黃槍會等反動武裝也趁主力紅軍西出平漢路，闖進來大燒大殺，搞得八里區、西齋區、二程區、桃花區、高橋區的紅色政權大都坍臺，跑反群眾達數萬人之眾。特委著了急，要一師回黃安南部收拾局面。我們去後，堅決打擊反動槍會和地主豪紳，積極爭取參加反水的農民，幫助跑反的群眾重整家園，形勢有好轉。但因‘左’的政策傷害了部分群眾的感情，恢復工作很費周折。”徐向前：　《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頁。

再如，張國燾在報告中談到根據地土地分配中的一些問題時寫道：　“分配土地時是隻組織一個很小的土地委員會（多半cp包辦的）來調查統計分配，不是廣大的發動群眾的分配。分配土地時，有些蘇維埃執委有對自己親戚朋友營點私利的勾當，機械式的平均，有時侵犯少數中農，有時連紅軍士兵家屬（貧農或中農地位的）的土地，都平均出一些土地去了。這不但侵犯了中農，還侵犯到貧農，簡直是反對土地革命最好辦法。”《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241頁。這與曾中生報告中所講的“蘇維埃分子要分好地的惡現象”，“農民除吃飯外就沒有足夠其他的需要，其餘的土地都拿來做農場”，“農民的生產與收穫減少了”，“木梓無人收”，“山林無人禁”，“什麼菜與麥地也很少人種”，從而影響土地革命的說法，並沒有什麼區別。

這裡我們要說的，主要是張國燾對鄂豫皖根據地內反革命勢力的估計問題。他在報告中說：　“在這一蘇區活動最力的反動組織是改組派，他們的領導人物，多半是從前武漢時代國民黨省委張國恩等和我們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漢時代我們黨和國民黨左派共同的活動分子。改組派就是當地富農、地主的一個集團，他們利用蘇區的困難和我們缺點來造謠，反對蘇維埃政府。麻城改組派竟然影響了一部分貧農。這是異常嚴重的問題。”還說：　“敵人用種種方法來破壞紅軍，有些富農混進我們軍隊裡來，改組派企圖有組織的來破壞。”②《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0、280頁。

對於鄂豫皖根據地內部反革命改組派、富農情況估計的嚴重化，在當時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從中共中央到鄂豫皖特委，從鄂豫皖的早期領導人舒傳賢到曾中生、沈澤民，再到後來的張國燾等人，都對根據地內的敵情持基本相同的看法，認為反革命的改組派不僅存在，而且還發展有較大的組織、較多的人數。這些反革命的改組派分子的構成主要是富農、地主、豪紳、流氓、被黨開除的分子以及受過處分的人，還有一些被“解決”的改組派的親屬等人；認為反革命的改組派已經打入到了黨組織內、蘇維埃政權機關內、工農紅軍內、青年團等革命群眾組織內，隨時隨地都在進行著反革命的破壞活動；認為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工作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致使反革命的活動愈加嚴重；認為造成根據地肅反工作錯誤的主要原因在於立三路線沒有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