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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夫婦即被開釋。其他被捕各人也交保開釋，聽候展期訊奪。

陳獨秀等人交保開釋，但案子並沒有結束。於是，營救工作仍在繼續。

李達同專程從北京趕來的張太雷共同給孫中山發電，請他設法營救。孫中山為此專門給上海法租界領事拍了電報。

胡適也電邀蔡元培共商營救計策，併為營救工作到處奔走。

在多方努力下，10月26日，會審公堂開庭審理陳獨秀一案時，判他交100元罰款，將所有查抄到的書籍一併銷燬。至此，陳獨秀被捕一事全部了結。

然而，包惠僧在1953年、1979年兩次回憶此事時，都說到張國燾當時有陷害陳獨秀的舉動。這給張國燾的複雜歷史中又增加了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

1953年8月20日，包惠僧回憶說：

“他（指張國燾）對陳獨秀表面很恭敬順從，心裡是另外一套。陳獨秀在上海被捕時，他曾用共產黨名義印發宣言，暴露陳獨秀的身份，這個宣言並沒有經過中央委員會透過。陳獨秀在法國巡捕房的案子並沒有了結，這個宣言的作用等於告密。我從洋牢裡出來，看見這個宣言，雖然是把陳獨秀恭維了一番，可是把陳獨秀的一切革命的關係都暴露了，使反動統治階級便於提防他壓制他，使他動彈不得，我看了之後問張國燾為什麼要發這個宣言，他說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宣傳，很必要。當時別人對這個宣言如何看法？我因為不久就離開上海，不知道。以我的看法，這是張國燾對陳獨秀不利的一種陰謀詭計。”《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頁。

1979年5月，他在回憶中又說：

陳獨秀被捕後張國燾做了一件壞事。張國燾散發傳單，題目是《偉大的陳獨秀》或《陳獨秀的生平》，說陳獨秀出了研究室就進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此話來自陳獨秀在1919年6月8日發表在《每週評論》第25號上的《研究室與監獄》一文。全文是：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　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這傳單如果被拿到法庭就是陳獨秀的罪證。張國燾已散發了一些，我們看到傳單後很生氣，不讓他再散發了。張國燾的用意是想包攬黨的事情，讓陳獨秀在牢中當書記。《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頁。

但是，當時對陳獨秀被捕以及被釋放的全過程瞭如指掌的李達，在多次回憶中都未提到張國燾散發傳單並有意陷害陳獨秀一事。是他對張國燾有惻隱之心嗎？是他有意避開不談嗎？似乎不存在這種可能，因為他對張國燾的評價並不高。且看他的回憶。

1954年2月23日，李達回憶說：

張國燾陰謀詭詐，我對他很表不滿，他所以借這個機會在大會（指中共二大）上打擊我，‘打倒你，我起來’這就是他的秘訣。他以後叛黨做特務，就從這個時候發芽的。我從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時候起，早已確定他是一個壞蛋。⑤《“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5頁。

1955年8月2日，他這樣說：

張國燾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帶著舊官僚的作風，投機到黨裡來。他只知個人利益，不顧黨的利益，他眼眉動，詭計多端，若與別人有利害，就遇事傾軋衝突，‘打倒你，我起來’，這是他惟一的本領，我早就看破他是‘大不老實’的人。⑤

1959年3月27日，他說：　“張國燾這傢伙最壞。是個非常陰險的人，他跟我是死對頭，專門跟我彆扭。”《“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頁。

一個對張國燾抱有如此看法的人，而且當時又在一起工作，如果張國燾散發傳單的用意真是為了陷害陳獨秀，由自己取而代之，李達是決不會忘記，也不會避而不談的。

那麼，張國燾究竟散發了傳單沒有呢？

張國燾確實散發了傳單。這一點包惠僧的回憶是沒有錯的。因為包惠僧是當事人之一，兩次回憶雖時隔20多年，但都提到傳單一事，這絕不會是無中生有。

李達為什麼在回憶中不提傳單之事呢？原因就在於他對傳單一事的看法與包惠僧有別，所以才沒放在心上。換句話說，李達並不認為張國燾當時散發傳單的目的是陷害陳獨秀，而認為這是與其他人不同的另一種營救方式。陳獨秀無罪釋放，眾人營救的目的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