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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村莊裡。當聽到軍警捕殺工人的訊息後，張國燾立即意識到情況嚴重，急忙下令所有負責人即刻離村，主要負責人到漢口法租界的一個茶樓集合。

黃昏時分，張國燾提著一個竹筐，化裝成一個賣花生的小販，在熟悉道路的楊德甫帶領下，深一腳淺一腳地向集合地點走去。這是一位姓熊的人開的茶樓，此人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同情工人運動。

緊急會議開始了。為了避免更大的犧牲，張國燾主張立即下令復工。他說：　“應當退卻時，就應迅速地退卻。現在這種和平式的罷工，不能對抗吳佩孚的武力壓迫；大家只要細想一下，在江岸分會內，軍閥們用詭計屠殺工人的經過，就可預料還會遭受到一些什麼樣的屠殺和鎮壓。為減少犧牲，儲存實力以圖再舉起見，現在只有忍痛復工。”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272頁。

但大多數與會者反對這個主張，認為應該繼續罷工，直到勝利。尤其是項英，對張國燾大為不滿，指責他領導不當，說：　罷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壓迫，那又為何發動罷工？如今在武力壓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爭論仍然在繼續。眼看已到了夜半時分，張國燾心裡暗暗著急，看來用討論的方式透過復工已是不可能了。於是，他要求停止討論，宣告以中共中央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全權代表的名義下令立即復工。他說：　“這次力爭工會組織自由的罷工是正確與必要的，但也犯了對情況估計不清的錯誤。我們沒有完全估計到吳佩孚的殘暴本質和他所受中外反動勢力的影響之大，因而事先沒有詳細研究對付武力壓迫的辦法。現在各工會都應採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驟，通告所有罷工工人，一律復工。一切後果由我負責。至於反對意見，可以保留，將來再向上級控告我。”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272—273頁。

在這種情況下，眾人只能表示服從了。接著，大家的討論轉到怎樣執行復工令的問題上。經過大家討論，由張國燾親擬了一個復工命令，這個復工令後來由湖北工團聯合會作為緊急通知下發。命令說：　“我們的敵人，既用這樣大的壓力對付我們，我們全體工友為保全元氣以圖報復起見，只好暫時忍痛上工須知各人此時惟有忍痛在廠工作，才有報仇之日，才有打倒敵人之日。殺吾工界領袖林祥謙等之仇誓死必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誓死必爭。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誓死必打倒。惟其如此，所以我們要忍痛復工，才有以後的種種辦法。”《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1期。

會後，大家分頭去通知工人。

第二天，當上班的時間到時，工人們懷著沉痛的心情，走進工廠，遵令復工。此時，駐紮在江岸車站和工會內的軍隊正大批出動，準備捉拿工人。當他們得知工人已領命復工後，才罷了手。

“二七”慘案之後，吳佩孚發出密令，通緝張國燾、林育南、包惠僧、項英、許白昊、楊德甫和李伯剛等，反動氣焰十分囂張。

“二七”慘案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最悲慘的一頁。今天，當我們重溫這段歷史時，仍不免有一種痛心疾首的感覺。

京漢鐵路大罷工毫無疑問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這一點已為大家所公認。但作為一次失敗的罷工，更有著許多教訓值得總結。

張國燾作為罷工的主要領導人，在罷工遭到鎮壓之後，能夠力排眾議，當機立斷，下令復工，並於危急關頭安排人員通知京漢路各分會，儘量將工人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這一決定是正確的。當然，這次大罷工的失敗，張國燾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張國燾一直負責工運工作，由於他的推動和其他從事工人運動的同志們辛苦工作，自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國共建立100多個工會，罷工187次，參加罷工人數30萬以上。在這些罷工中，除了少數取得全部或部分勝利外，大多數都被軍閥或帝國主義勢力所鎮壓。這除了客觀上反動勢力過於強大外，主觀上則是由於罷工領導人，尤其是居於全國工運領導地位的張國燾等存在著盲目樂觀和急躁情緒。他們不是詳細周到地考慮發動罷工的時機、條件和罷工所能取得的實際效果，而是抱著急於求成的心理，希望透過工人一次又一次的罷工，使反動勢力害怕和妥協，為工人階級爭得幸福和自由。事實上，每一次罷工的失敗，都會在工人中產生或多或少的動搖，都會使黨經受或大或小的挫折，其結果是欲速則不達。

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