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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者，今則欲取什伯倍之安富、尊榮於民國以為償。此種人自待太薄，既不復有責備之價值。其束身自好者，則謂吾前此亦既已盡一部分之責任，進國家於今日之地位矣，自今以往，吾其可以息肩，則翛然於事外而已。而所謂溫和派者，忘卻自己本來爭政體不爭國體，因國體變更，而自以為主張失敗，甚乃生出節操問題；又忘卻現在政治，絕未改良，自己疇昔所抱志願，絕未貫徹，而自己覺得無話可說，則如鬥敗之雞，垂頭喪氣，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兩方面之人，既皆如此，則國家之事，更有誰管？在已治已安之時，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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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５７５

不管國事，尚且不可，況今日在危急存亡之交者哉！

若謂前此曾言立憲之人，當共和國體成立後，即不許其容喙於政治，吾恐古往今來普天率土之共和國，無此法律。

吾儕惟知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盡人有分而絕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前清政府，以國家為其私產，以政治為其私權，其所以迫害吾儕不使容喙於政治者，無所不用其極，吾儕未嘗敢緣此自餒而放棄責任也，況在今日共和國體之下，何至有此不祥之言！此鄙人所為謂欲賡續前業，常舉其所信以言論與C天下相見也。忝列嘉會，深銘隆貺，聊述前此之經歷與今後之志事以塵清聽。情與詞蕪，伏希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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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５梁啟超文集

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

（１９１５年９月４日）

英文《京報》記者因籌安會事及憲法起草事，特往天津訪問梁任公。任公方患赤痢頗劇，記者就病榻有所詢，先生強答之，今轉錄其談話如左。

記者問曰：近日來都中有人發起籌安會，討論國體問題，先生於意云何？梁君答雲：鄙人一年以來，欲肆力於社會事業久矣，厭作政談，即鄙人疇昔好為政談之時，亦曾標舉二語，以告於眾曰：只論政體，不論國體。故國體問題，尤鄙人所不願談也。

記者問曰：既雲只論政體，不論國體，則國體無論為共和為君主，應無反對，且先生於數年前不嘗著論力主君主立憲乎？梁君答曰：吾所為只論政體，不論國體者，常欲在現行國體之下，求政體之改革，故當前清末葉共和革命論極盛之時，吾獨堅持君憲說，與革命黨筆戰，累十數萬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後，吾猶著《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書，謂雖不得已而行共和，亦當虛存君位。近今某報所登古德諾博士論著商榷共和利病，且引中美、南美亂事為證，此種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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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７７５

論，此種證據，吾無一不於十年前痛切言之，其言視古氏所說詳盡透闢更加十倍，《新民叢報》、《飲冰室文集》等書流佈人間者，不下數十萬本，可覆按也。即當辛亥九月著《新中國建設問題》時，欲遷就以存虛君，無聊之極思乃陳三義：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虛擁衍聖，三曰求立明後。此雖滑稽之談，然吾當時怵於變更國體之危險，情急之狀可以想見，今之談第二次變更國體者，猶以此三義為研究之資料也。吾當時豈有所愛於君主政體，而必犯眾怒以為之擁護者？吾以為國體與政體本絕不相蒙，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不可也。兩者既無所擇，則毋寧因仍現在之基礎，而徐圖建設理想的政體於其上，此吾數十年來持論之一貫精神也。

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屢遷之，其傷實多，吾滋懼焉。故一面常欲促進理想的政體，一面常欲尊重現在的國體。此無他故焉，蓋以政體之變遷，其現象常為進化的，而國體之變更，其現象常為革命的。謂革命可以求國利民福，吾未之前聞。是故吾自始未嘗反對共和，吾自始未嘗反對君主，雖然吾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謂國家之大不幸莫過於革命也。

記者問曰：籌安會一派之言論，謂共和必不能立憲，惟君主乃能立憲，此理何如？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實不解此，吾求諸中外古今學者之理論而不得其解，吾求諸中外古今列國之故實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國欲變專制為立憲，其一當視主權者擁護憲政之誠意何如，其二當視國民運用憲政之能力何如。謂此二者緣國體之變更而遂生異動，吾百思不得其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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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５梁啟超文集

記者問曰：古德諾博士謂中國欲變更國體，須有三條件，其第一條件則須國中多數優秀之民鹹不反對，此條件可望實現否？梁君答曰：國體而到必須變更之時，則豈更有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