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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蠻夷，但虞內憂，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興利之意少，懷安之念重，而慮危之念輕。

秦後至今，垂二千年，時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國初因沿明制，稍加損益，稅斂極薄，徵役幾絕；取士以科舉，雖不講經世，而足以颺太平；選將由行伍，雖未嘗學問，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論資格，雖不得異材，而足以止奔競；天潢外戚，不與政事，故無權奸僭恣之虞；督撫監司，互相牽制，故無藩鎮跋扈之患。使能閉關畫界，永絕外敵，終古為獨立之國，則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頓，未嘗不足以治天下，而無如其忽與泰西諸國相遇也。泰西諸國並立，大小以數十計，狡焉思啟，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則滅亡隨之矣。

故廣設學校，獎勵學會，懼人才不足，而國無與立也；振興工藝，保護商業，懼利源為人所奪，而國以窮蹙也；將必知學，兵必識字，日夜訓練，如臨大敵，船械新制，爭相駕尚，懼兵力稍弱，一敗而不可振也；自餘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較，日相磨厲，故其人之才智，常樂於相師，而其國之盛強，常足以相敵，蓋舍是不能圖存也。而所謂獨立之國者，目未見大敵，侈然自尊，謂莫已若，又欺其民之馴弱而凌牿之，慮其民之才智而束縛之，積弱凌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猶以敝癰當千鈞之弩，故印度、突厥之覆轍，不絕於天壤也。

難者曰：“法固因時而易，亦因地而行。

今子所謂新法者，西人習而安之，故能有功，苟遷其地則弗良矣。“釋之曰：泰西治國之道，富強之原，非振古如茲也，蓋自百年以來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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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梁啟超文集

舉官新制，起於嘉慶十七年；民兵之制，起於嘉慶十七年；工藝會所，起於道光四年；農學會，起於道光二十八年；國家撥款以興學校，起於道光十三年；報紙免稅之議，起於道光十六年；郵政售票，起於道光十七年；輕減刑律，起於嘉慶二十五年；汽機之制，起於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輪船，起於嘉慶十二年；鐵路起於道光十年；電線起於道光十七年；自餘一切保國之經，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間。蓋自法皇拿破崙倡禍以後，歐洲忽生動力，因以更新。

至其前此之舊俗，則視今日之中國無以遠過，惟其幡然而變，不百年間，乃浡然而興矣。然則吾所謂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實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與改而施之東方，其情形不殊，蓋無疑矣。況蒸蒸然起於東土者，尚明有因變致強之日本乎。

難者曰：“子言辯矣！

然伊川被髮，君子所嘆。

用彝變夏，究何取焉？“釋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彝。

《春秋》之例，彝狄進至中國，則中國之。古之聖人未嘗以學於人為慚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請言中國：有土地焉，測之、繪之、化之、分之，審其土宜，教民樹藝，神農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歲杪制用，夫家眾寡，六畜牛羊，纖悉書之，《周禮》《王制》，非西書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就大學，升造爵官，皆俟學成，癢序學校，非西名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國疑則詢，國遷則詢，議郎博士，非西官也；流宥五刑，疑獄眾共，輕刑之法，陪審之員，非西律也；三老嗇夫，由民自推，闢署功曹，不用他郡，鄉亭之官，非西秩也；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商約之文，非西史也；交鄰有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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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不變法之害９

辱君命，絕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職，工與居一，國有九經，工在所勸，保護工藝，非西例也；當寧而立，當扆而立，禮無不答，旅揖士人，禮經所陳，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觀民風，皇王大典，非西儀也；地有四遊，地動不止，日之所生為星，毖緯雅言，非西文也；腐水離木，均發均縣，臨鑑立景，蛻水謂氣，電緣氣生，墨翟、亢倉、關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徵之域外則如彼，考之前古則如此，而議者猶曰“彝也，彝也”而棄之，必舉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讓諸人，又何取耶？

難者曰：“子論誠當，然中國當敗衂之後，窮蹙之日，慮無餘力克任此舉，強敵交逼，眈眈思啟，亦未必能吾待也。”

釋之曰：日本敗於三國，受迫通商，反以成維新之功；法敗於普，為城下之盟，償五千兆福蘭格，割奧斯、鹿林兩省，此其痛創，過於中國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強，轉逾疇昔。然則敗衂非國之大患，患不能自強耳。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