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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一種安全功能並最終使其具有軍事能力的建議。鑑於美國經常抱怨歐洲人沒有分擔足夠的防務負擔，許多人認為美國人會歡迎這一舉措。可是，華盛頓的反應卻是失望，並警告說，此舉有損害北約的危險，於是這些建議未被採納。六年後，鑑於在波斯尼亞的經驗，美國完全贊同把歐盟發展成為具有安全和防務特色的組織的建議。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美國未經協商就設法將北約擴大到了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隨後，當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機構開始形成並計劃讓它的快速反應部隊在1999至2000年間向前跨進一步時，華盛頓又一次表示擔憂併發出了警告。美國參議院議員傑西·赫爾姆斯抨擊“歐盟軍隊”，稱它是“北約內部的一種危險的分裂因素”。他的評論受到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及國防部長威廉·科恩的贊同。即將上臺的喬治·W·布什總統的過渡班子稱這支快速反應部隊為“刺向北約心臟的一把劍。”就這樣，美國政策一直遊移於督促歐洲分擔更多的防務負擔和設法阻止其發展獨立的歐洲軍事力量之間。正如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樣，“歐洲是受美國保護的地區。”華盛頓需要歐洲作為一個在中東採取軍事行動的中途補給基地以及作為它全球通訊網路的一部分。北約是美國在歐洲餐桌旁的座位，所以美國想得到歐洲對北約以及對美國領導的行動給予更多支援，但對如何能導致歐洲發揮真正作用的事情卻絲毫不感興趣。

由於歐洲堅決主張自己獨立，美國對歐洲的評論已明顯趨向負面。甚至在“9·11”前，像《國民評論》編輯約翰·奧沙利文一類的分析家便警告說，歐盟有“實行一套競爭和敵對政策的動向。”奧沙利文寫道，“沒有必要成立歐洲安全部隊或制定歐洲安全政策。它純粹是一個以反民族主義為掩護、剛剛萌芽的國家地位及民族主義的代名詞。”此外，他認為，獨立的歐洲政策來源於反美主義及挑戰美國的願望。“9·11”後，歐洲遲遲不能像美國一樣快地將同樣裝備精良的部隊派往戰場（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如英國的特種部隊），它在支援美國除掉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方面猶豫不決，卻堅持按複雜的聯合國的程式辦事，這一切向許多美國人證實，歐洲不僅是個不可救藥的綏靖者，而且與其說熱衷於監管別的什麼人倒不如說對抑制美國勢力更感興趣。當然，歐洲人指出，對阿富汗的初期進攻階段結束後，正是他們提供了大部分維和部隊及援助，並且堅持認為，按聯合國程式辦事才是避免國際間出現無政府狀態的根本。這一論點對美國沒起什麼作用，它更傾向於羅伯特·卡根的觀點，即歐洲人來自金星，而美國人則來自火星。

卡根的論點，簡單地說就是，由於受到美國勢力的保護，歐洲在享受低國防開支優惠的同時懷有一種錯覺，認為軍事鬥爭可以透過法律、規則及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得以避免。在這一觀點看來，既然歐洲不理解霍布斯的哲學世界而美國又必須依其行事，它就會將美國視為必須加以遏制的威脅，而沒有認識到它自己幻想的世界只有透過美國勢力的保護才能得以存在。這一論點有其正確成分，但不幸的是，它並非完全正確。歐洲人如同日本人以及處於美國防護盾牌之後的其他國家的人一樣，沒有為他們自己負起完全的責任，因而能夠透過更呈玫瑰色的眼鏡看待世界，而這正是美國所喜歡的。當歐洲朝著承擔更多責任的方向邁進時，美國便頻頻出來反對，並試圖破壞歐洲的這一努力。

例如，歐洲比美國更依賴於波斯灣的石油，任何合情合理的防務分工都會要求歐盟國家在那裡部署比美國更多的航空母艦及軍隊。然而，美國從未提出過那種幫助要求，因為它並不特別希望他們在那裡，以免他們的存在會削弱美國勢力的影響。美國認為由美國自己來做這件事更容易、更迅速，而且還不那麼複雜。說實話，美國實際上對歐洲人並不信任。他們的利益與美國的利益有所不同。尤其是他們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的看法與我們不同。讓歐洲人在該地區充當重要角色，並不總是符合我們對自己利益的看法。但是，如果我們不願讓歐洲人承擔正式主權大國的責任，那麼，我們就不能抱怨他們是無能之輩。我們經常埋怨說，歐洲沒有將足夠的資金用於防務，還埋怨它的武器技術水平可悲地落後於我們，這兩種抱怨都有一定的道理。歐洲人確實更願意把錢用在醫療和休長假上，而不願用在國防上。然而，在看待像中國這樣的一個真正角色上，美國卻不斷強調說，它將過多的經費用於國防，並且利用該“威脅”來為我們自己增加軍備辯護。

我們也一直在系統地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