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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西爾·阿拉法特），這種做法在美國是十分正常和合法的。然而，美國的一些盟國卻表示，根據他們對民主的理解，他們應當在必要時與巴勒斯坦人民選舉出來的包括亞西爾·阿拉法特在內的任何領導人打交道。其他國家儘管也譴責自殺性爆炸，但同時指出，巴勒斯坦人遭受了近４０年的佔領，在過去１０年中，以色列在佔領區的定居點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增加。許多人講，這就招致了一種普遍的內心的不滿。有些人還將此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葉美國拓荒者建立定居點時美國對待土著美國人的做法相比較。２００２年夏天，一些外國領導人在與我交談中強調說，布什總統要求結束巴勒斯坦動亂，卻隻字不提以色列定居點問題，這是不公平的，也是會起反作用的。

這一問題遠遠超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它涉及美國外交政策關注的更大範疇。在最近去東南亞旅行期間，我發現有些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態度在迅速地走向激進。戰略上重要的和傳統上是自由伊斯蘭的國家當中，沒有一個國家與中東有重要的聯絡。幾乎沒有哪次交談能夠避開巴以糾紛。每天晚上，他們在電視上看到美國領導人與以色列領導人一起出席鼓舞士氣的集會和以色列人用美國武器攻打巴勒斯坦目標。結果，美國的許多老朋友得出結論說，美國自己在攻打伊斯蘭。在歐洲，形勢不那麼感情化，然而巴黎的一位外交官對我說：在法國大量的穆斯林少數民族看來，“美國的中東政策是在讓我國政府拿安全去冒險”。

有些國家，其中許多是美國的朋友和盟國，在一個接一個的問題上所持的觀點幾乎完全與美國的觀點相反。他們是傻子？是懦夫？是腐敗分子？真要是那樣倒好了。可是事實卻是我們是常常和大家合不來的人。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是局外人。我們經常認識不到這一點，因為我們自身塊頭太大，擋住了自己的視線，使我們看不見別人，還因為我們很強大，使我們覺得我們的標準或者我們的觀點是主導全球的或者應當主導全球。因此，眼界狹隘，抱著英里、英寸和華氏溫度不放，而世界其他國家早就採用了更簡便的度量公制。這種現象的真正原因是我們太強大了，世界其他國家惟美國馬頭是瞻，結果就使我們的眼睛被矇住了。

世界其他國家小心謹慎地看待美國，並重視美國的觀點，而美國人卻經常覺察不到世界上還有其他觀點存在。即使覺察到了，它也不在意。最使外國人受刺激的是，美國的單邊主義不是我們有意識的政策決定，而是隱藏在政策背後的東西。

而且，正如我下面將要談到的，我們的使命感和自以為是使我們很難聽進去別人的觀點。一方面，我們不認真聽，因為我們沒有這個需要，我們一向認為沒有誰有許多值得對我們講的東西。另一方面，其他國家也不告訴我們會令人不愉快的真情，因為害怕惹惱我們。我們是何等的閉目塞聽，只要看一下２００２年由“皮尤人物與報紙研究中心”所做的全球性大規模民意測驗的結果便會一目瞭然。這一結果證實了我在旅行和採訪中所聽到的東西，形象地說那就是，對美國抱有良好印象的大水庫依然存在，只是其中的水淺多了。具體說，有兩點發現對我在本書中的論述十分重要。當問到美國在制訂政策時是否考慮到別國時，７５％的美國人說“是”，而在幾乎每個其他國家，大多數人卻說“不”。第二個問題是要求被詢問者給出他們對美國人作為一個人的看法和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看法。答案表明，對美國人的看法比對美國的看法好一點。例如，在約旦，２５％的被詢問者對美國的看法較好，５３％的人說他們喜歡美國人。在整個中東，民意測驗的統計數字與此類似。這似乎說明，外國人比較喜歡美國人，而不大喜歡美國的所作所為。

所以，每當我們覺得我們的用意高尚的時候，我們就可能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誤。“９·１１”攻擊事件是個最好的例子。回想起來，當時沒有一個夏洛克·福爾摩斯式的大偵探去從周圍的蛛絲馬跡，甚至是擺在國家安全顧問辦公桌上的材料推論出迫在眉睫的危險。即使有，我們也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因為我們不認為我們應當聽別人的意見。或者拿越南來講，法國人在我們之前遭到慘敗，但他們是法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在德國進攻面前失利後，不是沒有放棄嗎？此外，我們並不打算重建什麼帝國。我們的動機是純潔的，我們是為反對邪惡的共產主義而戰，並企圖阻止失敗的多米諾效應。這裡僅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不明白，民族主義和獨立是與共產黨毫無關係的問題。我們大家本應當明白這一點，但因為我們不關心它，所以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