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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代表團並沒有推行自己的計劃，而是擔當了一個不瞭解雙方底線的高階媒婆罷了。為了把“球”帶向“球門”，美國調停人員需要一方提出反建議，以便把這些反建議轉達給另一方。此時，巴勒斯坦人暴露出了重大弱點。正如埃裡卡特在傑里科告訴我的那樣，巴勒斯坦人很有創造性。例如：為了讓以色列把一些主要定居點併入版圖，他們想出了交換土地的主意；作為對巴勒斯坦難民迴歸以色列的權利認可的一部分，他們提出了對實際迴歸以色列的難民人數加以限制的辦法；他們還保證允許以色列對東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居住區行使主權。儘管如此，巴勒斯坦最終還是沒能給美國談判代表拿出一個內容連貫的和平方案。儘管有許多因素從中作梗，但是誰也弄不明白究竟為什麼。其中一個便是巴方感到過去一直被那些措辭含糊的臨時協議所矇騙，覺得如果這一次是最終協議，那麼它必須一目瞭然，落實到文字上，不能有任何漏洞。可是，誰也不清楚這到底是不是最後一次，因為巴拉克的立場一直在變。這的確是件令人左右為難的事。在阿拉法特嚴肅認真起來之前，巴拉克不願透露底線，而阿拉法特只有在探明對方底線之後，他才會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

另一個因素是巴勒斯坦內部的政治局勢令阿持法特難以駕馭。這就造成了代表團的內部分裂。該代表團開始盼望能有一名繼任者取代年邁的阿拉法特。最後，巴方認為，即便是作為“進一步談判的基礎”，接受這些想法也充滿危險。這些危險雖小，但影響重大。美國人的主意在某些方面很有吸引力，但對難民問題卻隻字未提，在土地交換問題上也缺乏合理性。以色列對聖殿山和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區仍保有主權。巴方擔心，接受了這些想法，就有可能動搖巴方的根本立場，把爭論的焦點由聯合國決議所規定的以色列應履行的義務變成討論美國人含糊不精的想法。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阿拉法特不提出一些更好的建議。巴勒斯坦的幾位重要領導人對我說，他們認為阿拉法特坐失了良機。

不過，與此同時，美方並沒有給巴拉克施加任何壓力令其停建，更不用說拆除定居點了。而35年來，美國一直聲稱修建定居點是非法之舉。克林頓及其代表團所充當的角色更像是信使，不像是有影響力的領導人。其實，他們深知達成一份公正的協議關係重大，也知道如何達成這樣一份協議。結果，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戴維營峰會毫無結果。

但這並不意味著會談從此結束。2000年整個秋季，三方重開談判。在總統任期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克林頓於2000年12月23日提出了一套新方案，包括給予巴勒斯坦更多的土地，巴勒斯坦難民有權迴歸可能成為新巴勒斯坦國的地方（不過不是以色列），和一種更有利於巴方的耶路撒冷處理方式。阿拉法特仍然很謹慎，不過在2001年1月2日與克林頓會面時告訴他，他可以轉告巴拉克：“我接受你這幾條，但我必須表達我的一些看法。同時，我們知道以色列也有一些我們必須尊重的看法。”

這時巴拉克似乎已經給自己留了一手，這一點他私下裡跟克林頓透露過。三個星期之後，克林頓告別政壇，也不再參與和談，但是以巴的直接談判在塔巴繼續舉行。塔巴談判的結束，並不是因為哪一方拒絕了某一方案，而是因為以色列大選在會談尚未結束的情況下就已經開始了。巴拉克競選時主張繼續和談，並授權發表巴以聯合宣告。宣告說：“雙方宣佈達成協議近在咫尺，這是從未有過的。因此，雙方共同認為，隨著以色列選舉後和談的恢復，尚存的分歧一定可以消除。”

以色列新總理阿里埃勒·沙龍一上臺，立即宣佈塔巴會談死亡，並宣佈了他反對進一步進行和談的立場。巴拉克之所以輸掉競選，部分原因是9月底以來暴力事件迅速升級，降低了他的和平倡議的可信度。其次在於阿拉法特，有人指責他策劃了暴力事件，而且在戴維營談判失敗後進一步加以縱容，目的是為了對以方進一步施壓，以便以方做出讓步。但是，重新審視一下當時的形勢，我們卻發現事情更為複雜。

9月底，大家都知道沙龍計劃要到聖殿山散步。阿拉法特專程到巴拉克家中拜會他，請求巴拉克出面加以阻止。但是，按照阿拉法特的說法，巴拉克說他也無能為力。在後來的幾次談話中，巴拉克說那是以色列內部的政治事務，這件事曾與巴方的安全官員協調過；他還說此事與後來爆發的暴力事件沒有任何關係。當時，深諳內情的觀察家並不持這種看法。丹尼斯·羅斯在談論沙龍散步這件事時說：“我可以想出許多損招，但是確實想不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