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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茶在進人江南大學之前，良港文化中的杭州老和山遺址、水田皈遺址以及湖州的錢山漾遺址都已經挖掘過了，當時已在學校教書的楊真，曾邀請嘉和兄弟去觀看一部分出上文物，這杭家的兩兄弟便帶上了得茶。即使是在這樣純粹的學術活動中，他們的關注熱點也大不相同：楊真和嘉平更關心的是這個文化遺存所反映出來的階級狀況：等級、分配、權柄、戰爭與宗教等；而得茶和他的爺爺一樣，被出土的黑陶、玉器、石器強烈地震撼了。杭得茶第一次知道了一些稱呼：壁、環、瓊、磺…·這些造型奇特的青黃白三色的玉器，使他心潮澎湃，那年他剛上高三。回家的路上，他一聲不吭，突然跺腳站定，對嘉和說：“也不曉得那張茶桌現在在哪裡了？”嘉和看看他，推著他往家走，一邊說：“在哪裡都一樣的。”得茶說：“我真想把它再揹回來啊。”

一切的猶疑，那些在選擇未來的過程中的失意訪惶，至此基然而止。得茶是從美切人史學的，從對美的茫然無知的矇昧狀態中突然覺醒了——首先是狂熱地熱愛一切古老的美的東西，再慢慢地分辨真偽，然後，再從那美中對應而看到醜。第一次目睹良清玉球上的獸面神像時，他激動得發呆，激動得害怕別人看到他的激動，美使他眼眶潮溼了。他真的不明白，美好的事物怎麼竟然能使人落淚。

因為那種神秘的感覺——那種使他全身震顫、目瞪口呆、神情恍館的感覺太強大了，太不可解釋了，他進人了對一切神秘的不可知世界的敬畏和玄想。他秉性不是一個十分具有批判力的人，即便具有洞察力，並非看不到假醜惡，但他的心靈不由自主地更趨向於對世界上一切真善美的讚美和認同。在他成長的豐滿期與成熟期中，爺爺的對細節的優雅關注、楊真先生的對事物的批判能力，甚至後來的吳坤的年輕的銳氣和進取心，都給他海綿般正在努力吸收著生活養分的心靈帶來巨大的衝擊和感染。這些原本彷彿來自外面的東西，有的已經滲入他的內部，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有的則和他本人進行著長期的有時不乏激烈的衝突、消化或者排斥，進行著日復一日的艱難的磨合。

他逐漸成了一個在人們眼裡多少有些怪瘓的人，比如不隨大流，有時卻又很極端，做一些別出心裁的決定，比如他所選擇的專業方向，實在說不出名堂，暫時也只能歸類在經濟史中。大學畢業那年，他一個人跑到良請附近安溪鄉的太平山下，考證一個古墓，他斷定它是北宋科學家沈括之墓。這個寫了《夢溪筆談｝｝的大科學家給他一種啟示：正史之外的雜史未必比正史不重要。也就是在這時候，他決定以研究食貨等民間生活習俗為自己的專業方向。他的畢業論文也很怪，《陸羽生卒年考》，詳細論證了這位公元八世紀的古代茶聖的出生與逝世的年代。當時系裡有領導就曾經跟他談過，說他外語好，選擇國際共運史更合適，他們勸他再作考慮。他想了想說，他已經決定了，不用再作考慮。

1966年夏天的杭得茶，從情感上他是絕不適應，從理論上他也是無法接受那種狂飄式的變革：周圍的人們都在仇恨和千方百計地學會仇恨，甚至於他本人也學會了抽象的仇恨：仇恨帝修反，仇恨地富反壞右，仇恨階級敵人。然而，只要想起一個具體的人，比如想起遠古時代人們磨打著玉壁的手，盛唐時代一雙正在凝視著茶器中碗花的眼睛，或者直到今天還放在他桌上相片夾中的那個剛剛相識的女子的受難般的玉頸，他就心潮起伏，久難平靜。他的那種內在的激動和外部生活的狂熱，如兩股平行著的山路，有時也交叉，但大多時候都是各顧各地在自己的精神坡面上攀登。而正是在那樣一個靈魂雙重攀登的早晨，他離開過杭城，又進行了一次精神的特殊漫遊。

杭得條對湖州並不陌生，在湖州德清有著他的曾奶奶的孃家——那個據說是被他的小爺爺用大缸問起來後又吞金自殺的烈性女子的出生地。這個姓沈的家族，幾乎是他杭家政治上的對立面，忘憂叔的父親和他的曾奶奶之死與沈家人直接有關，他父母的犧牲也不能說和他們沈家人沒有關係；反過來，據說那位大漢奸沈綠村的死和今天的茶學專家二叔杭漢以及他杭得茶母親楚卿之間，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一部中國現代革命史，在得茶的童年裡，就幾乎是他的一部分親戚和他的另一部分親戚的殊死拼殺的過程。

杭家和沈家在抗戰勝利後就幾乎絕了來往。這倒不僅僅因為他們兩家之間已經彼此追殺得血赤淋淋，且沈家解放初鎮壓的鎮壓，逃亡的逃亡，自殺的自殺，出走的出走，當地已無人，也沒有再交往的可能。說到底，他們沈、杭兩家自結親以來，就沒有情投意合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