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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這個倒黴的傢伙自稱，他叫楊真，是從上海大學裡跑出來的。他們一群學生說好了在這裡附近的一個地點集合，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結果剛出了上海他就發起了寒熱病，已經在這鄉間流落了好幾天，隨身帶的東西也被人搶走，連西裝都被人剝去了。他指指草堆裡做了枕頭的一本厚書，說：“就這、這本書，沒人要正好，我也是除了這本書什麼都、都可以不要“

寄草好奇地看了看這本書的封面，原來是英文版的《資本論》。寄草聽說過這本書，就一本正經地說：“都說這本書是專門給共產黨看的。”

楊真聽了，那雙因為生病而無精打采的眼睛就發起亮來。他躺著，又吃了藥，感覺好多了，就迫不及待地開始了他的教導：“嚴肅地科學地說，這是一本寫給馬克思主義者的書。”

“我不管你是一個什麼主義者，你先告訴我你怎麼打算的吧。”

“我也不知道。”楊真垂頭喪氣地說，“我要找的人，你也不可能瞭解。”

“不就是共產黨嗎，誰不知道？”

“你、你、你知道共產黨？你也知道…·共產黨？”楊真不相信自己眼睛似地盯著她。

“我怎麼不知道u　我們家，共產黨一抓一大把。”寄草開起了玩笑。

誰知那書呆子經不起玩笑，他兩眼發直，一頭抬起，雙手握住寄草的手，壓低了聲音，輕輕地說：“同志，找到你們，可真是不容易啊“

寄草笑得腰都直不起來了，啊喲喂，她哪裡擔當得起做共產黨啊，楚卿這樣的人噹噹還差不多。一定是她這副不嚴肅的樣子讓楊真明白過來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目光就黯淡了下去，心情沉重地又躺到草堆中去了。他的樣子讓人同情，寄草停止了笑聲，說：“你也不用擔憂，我知道，你要找的人，在金華準能找到。”

“你、你怎麼知道？你見過他們？你們家，真有人是共產黨？“

“我就是從金華出來的嘛。金華眼下文化人最多，都在辦報紙辦刊物呢。《戰時生活》《浙江潮》《東南戰線》《文化戰士》，什麼都有。我有個侄兒也在跟共產黨幹呢。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共產黨一下子就冒了出來，到處都是，還怕找不到？”

楊真這才哆哆咦佩結結巴巴地告訴她，原來他祖上是臺灣人，從他父親一輩才到大陸來發展。在上海把生意給做大了，就把妻兒從臺灣接過來。他在滬上上的高中和大學，對浙江的情況還不太熟悉。

“共產黨都是人精，你這個樣子，人家要不要還是個問題呢！”寄草弄出一副很老練的樣子，說，“跟我走吧，我包你找到共產黨。”

楊真很沒有逃難的經驗，好幾次要不是寄草呵護著，他就得被日本佬的飛機炸死。他們還得不時地爬山渡河，有時與逃難者擠成了堆，寄草被那本厚厚的《資本論》路得身上東一塊西一塊的烏青。有一次他倆一起幾乎臉貼著臉被塞在一輛破車裡，他們之間就隔著這本又厚又大的書。楊真的寒熱剛剛發過，這會兒又精神起來，就不停地跟她說起什麼亞當·斯密，什麼李嘉圖，從他們的這一本書說到那一本書。寄草聽得出來，他是在攻擊他們。他旁若無人，口若懸河地說著：“你真該知道馬克思的理論批判貢獻，他什麼都敢和李嘉圖作對。李嘉圖一再說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可馬克思卻說財產即是盜竊；李嘉圖說關於地租、利潤和工資的自然程序前人語焉不詳，馬克思卻說最初資本的產生就是由於征服、奴役、搶劫和謀殺，簡言之，以武力行之——你、你、你你你你幹什麼！我的書！我的書！我的書！“

原來，寄草的胸口，被那本大厚書略得生疼，耳邊又被楊真的話說得心煩。她與人交往，從來就是她說別人聽，這會兒算是碰到了一個對手，要由他說，她來聽了，她不習慣。再加她本來就是一個很心血來潮的人，突然性起，順手就抽出藏在楊真胸口的書扔到窗外去了。楊真，突見他的寶貝性命書被扔到窗外去，一時就愣了。他不假思索，縱身一跳，也不知哪來的勁，竟然就從那扇窗裡跳了出去。幸虧車開得比老牛破車還慢，寄草眼見得他落地翻了幾個跟頭還能爬起來。她自己也被自己莫名其妙的侵犯行為驚呆了，在車上就狂呼大叫起停、停停。司機罵罵咧咧地停了車，一車子的人也兇狠地罵著他們這兩個瘋子。原來戰時的車，發動機“老爺“，一旦停下就不易重新啟動。寄草也顧不上和眾人舌槍唇戰，擠下了車就瘋狂地往回跑，老遠看見那楊真卻高興地揮著手叫：“彆著急，書找到了，彆著急，書找到了”

寄草跑到他面前，想說一聲“對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