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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出黨，而他們的回答都和肯尼迪一樣。

惟一使他得到一些慰藉的是，1942年德萊伯格可以以左翼無黨派人士的資格參加議員競選，因為他能坦然宣佈自己不代表任何黨派。然而布倫特怒不可遏，因為如此乾脆地把德萊伯格開除出黨會使他暴露的，任何受到牽連的人都非常清楚，告發者一定來自軍情五處內部。

兩隻公文包

1981年3月，英國記者，愛刨根究底的查普曼·平徹，聲稱自己掌握了有關德萊伯格間諜生涯的證據，並在3月23日星期三的《每日郵報》上，以及在《背信棄義的交易》一書中加以披露。平徹認為德萊伯格是軍情五處招募的最出色的間諜之一，他偽裝得極其巧妙，誰也不曾懷疑一個將要成為勞動黨主席的人，會受僱於安全機構。

（圖片兩個公文包）

平徹宣稱，德萊伯格還在蘭辛學院唸書時，奈特就招募他了。是奈特要他參加共產黨布萊頓支部的。他還說，儘管俄國人知道M8是誰，然而當德萊伯格在1942年6月當選為議員時，軍情五處還是僱用了他。他向奈特彙報下議院左右兩翼的活動。戰後，克格勃試圖收買德萊伯格，讓他向奈特傳遞假情報。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克格勃肯定命令哈里·波利特，重新吸收德萊伯格為秘密黨員。波利特寬慰他說，下議院內好幾位議員發揮著秘密黨員的作用。然而，德萊伯格向奈特彙報了這一情況。奈特指示他，只要使這種同波利特的接觸公開化就行了。

1956年德萊伯格去莫斯科拜訪蓋伊·伯吉斯，因為他正在寫蓋伊·伯吉斯傳。後來以《蓋伊·伯吉斯：一幅有背景的肖像》為書名出版了。回國後他向軍情五處彙報說，俄國人要他定期向他們傳遞有關勞動黨內部活動的情報，而當時德萊伯格所處的地位也確實使他能提供這方面的情況：1949年他被推選為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一直擔任到1974年他退出政界。由於勞動黨那時已成為在野黨，接觸不到政府機密，所以軍情五處同意德萊伯格向前蘇聯彙報他選定的任何情報。作為回報，德萊伯格保證站在軍情五處的立場上與克格勃的聯絡員接觸。

平徹說，克格勃給了德萊伯格兩隻完全相同的公文包。當他把一隻裝有情報的公文包遞給在倫敦的俄國人時，俄國人也給他一隻裝有情報酬金的公文包。軍情五處指示德萊伯格，將鈔票隨同他寫的情報材料副本一起上交給他們。儘管他上交了數千英磅，但毫無疑問，他一定私藏了一部分。他說他給克格勃的報告，包括了與他共事的高階行政官員的私生活內容，那克格勃就能利用這些材料，為他們的招募工作服務，尤其是當這些情報涉及淫蕩和犯罪的內容時，更便於他們開啟缺口。據說德萊伯格把他在倫敦的公寓借給下議院的同僚們，供他們在午餐時間玩女人。這一切材料他都充分加以利用，寫入送交克格勃的報告之中。

上鉤

為了寫好蓋伊·伯吉斯的傳記，德萊伯格前往莫斯科拜會伯吉斯。此行是得到軍情五處和克格勃雙方同意的。軍情五處十分清楚，這本書的內容不會是真實的，無論是在成稿階段，還是在校樣階段都受到克格勃的控制。軍情五處也知道，德萊伯格會把校樣送交他們審查的。這樣，他們就和克格勃“共同承擔”對這本書的監督責任了。在德萊伯格的書中，伯吉斯否認他為克格勃提供過情報。德萊伯格聲稱自己相信這一點。很明顯，軍情五處想獲取不利於伯吉斯的有力證據，從而防止他動心回國。平徹相信，軍情五處一定指令德萊伯格，誘使伯吉斯回憶他在“特別行動小組”的短暫工作期間，參與秘密活動的情況細節。他們還希望他提及一些與他共過事的人的姓名。伯吉斯傻乎乎地中了圈套。德萊伯格的出版商韋登·費爾德和尼科爾森沒看出他們玩的花招，結果受到警告：除非他們在出版之前刪去手稿中的某些部分，否則就有受到違反公務保密條例的指控危險。他們老老實實地照辦了，而軍情五處也就獲得了不利於伯吉斯的許多情報，足以使他不再返回這個國家。

與此同時，一位局外人要求查普曼·平徹在他們的報紙上寫一篇報導，說明由於伯吉斯向德萊伯格透露了一些事情，使得有關當局掌握了足夠多的證據，一旦伯吉斯返回英國，就有可能逮捕他，並對他提出起訴，因為他違反了公務保密條例，而且證據確鑿。結果伯吉斯被嚇住了，然而他從韋登·費爾德和尼科爾森出版公司，從軍情五處和克格勃那兒收到三份報酬。

“間諜巨頭”

但是平徹認為軍情五處並不信任德萊伯格，因為他們懷疑他提供給前蘇聯的情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