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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至少可說是“合謀”。王清舉感到了傳言中隱藏的刀鋒，正悄悄逼向自已。他毫不猶豫地揪住了土匪臘八的影子。他直截了當地推斷說：“外鄉人臘八，才是燒燬梅祠並造就兩樁血案的真兇。”但同時，他對另一個關鍵的問題卻又避而不答，那就是：“既然土匪臘八是真兇，為何梅虎卻自承罪名，並引頸就戳？”。

案件彙報完了，王清舉迅速掃視了一下正陷入狐疑之中的與會人等，小心翼翼地問縣長：“真料不到這搬村的事費這麼大的周折，都流血歿命了。是不是就暫時擱下了？”

縣長果斷地揮了一下大手，說：“清舉啊，你怎麼如此糊塗呢！瞧你亂扯出這麼複雜難辯的一大堆因果關係。照我分析，梅麻三殺梅虎，那是家庭矛盾激化了唄。俗話講，清官還難斷家務事呢。父子間的恩恩怨怨，旁人怎麼能夠理得清？政府也毫無必要捲進這種矛盾嘛！臘八燒祠也罷，梅虎燒祠也罷，梅麻三殺子也罷，哪一件跟我們搬村建鎮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我看一件也搭不上！風馬牛不相及的兩檔子事嘛！一個造福於民的宏偉藍圖，豈能因這些瑣事就荒廢了呢？”

王清舉頓時為自已的陋見面紅耳赤。但我還是窺見了他內心的竊喜。他不露痕跡地疏導了話題，血案動因分析的鋒刃緊帖著他的脖子，滑向了一邊。他躬身給縣長考究的杯子裡添了些水，附和道：“到底是縣長目光遠大，讓我們茅塞頓開呀。”縣長此行的目的已完全明朗了。兩件命案，讓他心驚肉跳的兩片烏雲頃刻化作了烏有。

縣長又挺著臃腫的肚皮騰地站了起來，動情地說：“我也是從洪災牙尖骨縫裡活下來的苦娃子。對搬村的事，我有發言權。我的故鄉魏家柺子，跟癱子村可以說是一個胎盤塞著的難兄難弟。我記得清楚哇，小時候，土坯砌成的房屋被洪水嘩嘩沖垮，年年建，年年垮。我爹後來索性就搭個庵棚，不再建屋了。一逢雨，全家的鍋碗瓢盆都用來接漏。這是種什麼樣的苦哇？那年代全國都窮得骨頭餿，也不覺得特別難捱。現在再讓癱子村鄉親遭這樣的罪，良心何安啊。癱子村的爹孃，無異於我自已的爹孃。看著他們至今仍沒搬出災窩子，我是夜不能寐。農民這個群體，有它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安於現狀、目光短視，我們政府可不能短視！我在這裡撂下個狠話，明年汛期前，癱子村再不遷上大堤，我作為一縣之長，我就遷到癱子村的茅棚裡去。洪水撲過來，讓它第一個就砸死我。小時候我是個活蹦亂跳的浪裡白條，現在胖成個旱鴨子了，洪水來了，我絕不躲，死了也值！為什麼呀？鄉親們喊我父母官，我不夠格嘛，就當我是被父母官這三個字砸死的！”縣長講得鼻子發酸嗓子發硬，全場感動得掌聲雷動。會上，我作為血案證人的角色已毫無意義，我悄悄溜了出來，像一個灰心的竊賊的影子。

下午，我搭乘硤石鄉隔日一趟的長途車回到了省城。一年多，我帶去寫民俗流變史論文的便攜電腦裡，沒敲進去一個字元。坑坑窪窪的鄉間公路，粘稠的泥巴不停地甩上車窗。盛開霎亮黃花的鄉野掠過，襁褓般的寧靜。路旁閃著破敗醃髒的三等小站，三、兩個等車的農民，呆頭呆腦地看著遙遠的天空。一路的廢可口可樂罐和舊報紙，幾條瘦得皮包骨的野狗，在斜坡下的肥美春草中覓著午餐。癱子村一下子成了股浮雲，飄離了地面。我的腦中一片空白。

半個多月後的一個傍晚，在姜斯年教授怒放著白色夾竹桃的小院，我突然接到了王清舉的電話。他異常興奮地告訴我：“癱子村的農民終於開始清洗那發黴的腦筋了，有幾戶已到鎮上賣舊桌舊椅，近幾天就要動遷了。”我問：“麻三叔和梅虎的命案了結了麼？”

王清舉愣了愣說：“死就死啦。有什麼需要了結的呢？”

我說：“癱子村人的犟性子就這麼都順了？”

王清舉說：“等他們在安全的堤上過上好日子，不就順了嗎。”說話時，我捏著電話忽地走了神。我的腦中浮出了二瘸子那張老紋錯綜又眼神執拗的臉，我仿似看見了他挑著個發黑的大筐，筐內裝了些鍋碗、錈子之類的舊家當。一長溜地村民都挑著這樣的大筐，隊伍逶迤著向堤上移動著。這是一支徹頭徹尾地被打敗了的隊伍。德貴叔步履蹣珊著趕不上趟地夾在隊伍中。背有點駝的梅子孝在隊尾歇斯底里地嚎著：“別走哇，別全走了哇！那三個石獅子誰把它搬上來呀！”長長的佇列中沒有一個人說話，梅子孝的啕哭給空曠河灘罩上了一層說不出的淒涼。

握著電話楞了半晌，我又緩過神來。我沒頭沒腦地問道：“鄉長，咱隔得這麼遠了，你能不能把手擱在心窩上說句良心話。梅虎燒祠的事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