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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加厲，常常被老師趕出教室。我唯一存著個希望便是將被趕回丁班去。結果是，我的父母接到通知：要麼轉學，要麼開除。

於是我轉去另一間學校，並且從此就因為同樣的原因一再轉學。無論轉到哪個學校哪個班，我每科成績都是全年級第一名，操行卻不是丙等就是丁等。因為，令我感興趣的學科只有自然、政治、圖畫、體育和音樂，而歷史地理語文數學則不讀自通。豈料我的班主任們只教語文或者數學，他們便有種種機會見我調皮搗蛋，便都很熱心地去找我的前班主任瞭解我的過去，瞭解之後，便更是印象惡劣，結果呢，我每本學生手冊的操行評語都少不了“聰明不走正路”一說。

母親每每總要細問我所犯過失。也許她並不認為這類過失足以使我背離長長的人生正路，又或者她覺得父親對我的痛打已是對一個頑童體罰的極限，便也不再額外懲戒，只是耐著性子，給我一本又一本書看。凡讀一本，都要我作出大量的筆記，並要我以自己的觀點去評價書中的每一個人物。

三年級時，我已讀了許多高爾基、契詞夫和儒勒·凡爾納的小說。我告訴媽媽，我最喜歡的作品，還是安東尼奧裡的《斯巴達克思》、傑克·倫敦的《毒日頭》和《荒野的呼喚》。

母親本人則酷愛戲劇。有時寒暑假，她會帶些學生到家中排演活劇。也不知從何處弄來那許多彩布彩紙，他們裁裁剪剪粘貼上貼，自己做道具自己做服裝；還搞來許多顏料，在我家不是這面就是那面牆上畫布景——那時父親已經轉業，在市政府工作，房子是政府分配的，住得十分寬敞，是重慶市五六十年代最漂亮的住宅，說是按蘇聯的圖紙建的，地址是桂花園15號，但人們議及那住宅，只稱為“紅房子1幢”、“紅房子2幢”、“紅房子3幢”、“紅房子4幢”，不用提及門牌街名。我們家每年兩次要鏟去一層牆皮再刷上厚厚的白灰漿，以覆蓋那些色彩豐富的天空森林或河流城堡——媽媽的學生們就在那些佈景前自己演給自己看。有時演一幕，有時演全場。演者大喜大悲，觀者真怒真樂，直把我看得神馳心醉時而手舞足蹈，時而大呼小叫，真真羨慕煞這些年輕人。幾十年過去了，那些場景還時不時在我記憶中滑過，如風帆一般。印象最深的，當然要數莫里哀的《吝嗇鬼》，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席勒的《陰謀與愛情》和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

不看話劇時，寒暑假也是挺快樂的，因為小夥伴多，且幾乎全是軍人的後代。

4幢紅房子，各各相去近百米，有草坪，有樹木，有幾個直徑約20米的圓花壇。在孩子們眼中就像天堂似的樂園。l幢3幢傍山，2幢傍著條碎石小路，小路彎彎曲曲，路邊栽著兩行楊槐樹，花一開，香味隨風送進窗戶來；4幢就傍著大田灣小學。靠小學和靠小路的兩旁，就用楠竹片編的籬笆圍了。籬上爬滿牽牛花，將市政府宿舍圈成一個院。上學的時候院裡清幽寧靜，一到傍晚，從4幢房子8個門裡就兔子似地蹦出一個接一個的小傢伙，撒得滿院都是笑聲、都是尖叫聲。

每幢房子規格相同，5層，1－4層住人。每層中間一個約100平方米的八角形大廳；大廳的正南正北通向兩個廚房。每個廚房有一排上下兩層的碗櫥案桌，一排四孔大灶；正東正西通上下樓梯，全以棕色地毯鋪了，每一級都由兩條亮晃晃的厚銅板護著，走在樓梯上一點聲音都沒有。但只要父母不在眼前，我從來不由樓梯下去，而是騎在漆得黑亮的柚木扶手上滑下樓去。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則各通一道長廊，長廊兩邊就是許多門口交錯的房間，分散於4條長廊的，是一個男廁所，一個女廁所，一個男澡房，一個女澡房。

每層平均住著8家人。每家少則三四個，多則八九個孩子，而且都以子女眾多為盎盎樂趣。中華民族本來就是以“百子千孫’為最美好的心願恭賀親友的，何況那時政府提倡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內容之一就是多生孩子，夫婦們就更加踴躍響應。誰生上　7個，就會倍受敬重，被尊為英雄母親。我家住1幢第三層。那可真是人工興旺的樓層，光英雄母親就有兩個。

我的同學黃幼仁他媽就是一個：她的大女兒好像取名自自，接著生個兒。我隱約記得名體仁，依次排下來的女兒是三自、四自、五自、六自，繼而是幼仁與我同班，然後又是女兒八自，末了，眼見她又添個黃小仁。我從未見她打罵小孩，倒是見她的閨女秀美男娃子壯，家教都不錯。我另一個同學吳邦憲家更不得了：她的英雄母親生了10個。以致我們這層樓的小孩都沾了光似的，唱起了《華爾瓦娜》時簡直氣壯如牛。那是一首女聲小組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