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炕上，走東家串西家地吃百家飯，但總算能吃得飽睡得暖，和丈夫兒女比起來，她當然算是幸福了。可是她的心裡卻最苦，本來就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現在不僅要艱難地挑起一家的生活重擔，而且還時時牽掛著白剛和兒女。尤其是獨立生活的年幼的兒子，更使她揪心。

前幾天她回縣城去看兒子，心情就更加沉重。原來照顧大鎖的邵祥已調道廟鄉去任公社副書記，兒子和一個新調來的老王在一個炕上住，老王的家在縣城附近，白天不在機關，晚上又經常回家，兒子等於一個人生活在機關，根本沒人照看。

那天她到了縣城，大鎖還沒有放學，她進屋用手往炕上一摸，冷冰冰的，根本沒有燒過炕。她從院裡找來幾塊煤餅子想給兒子燒燒炕，誰知道剛點上火，屋裡就濃煙四起，燻得人睜不開眼睛。掀開炕蓆一看，炕已塌了一個大窟窿，原來兒子每天就是睡在這個窟窿上啊！說是機關照顧，誰照顧？止不住那眼淚又流了出來。

機關下鄉的下鄉，回家的回家，也找不著一個頂事的人，她去找局長，局長一見她來就沒好氣，聽說炕塌了，冷冷地說：“你兒子也太淘氣了，好好的炕就能睡塌了？炕塌了你就找人修修唄！”那個意思是這個事你也找我這局長？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2（4）

吳玉萍本來還想說說自己的困難，現在已經上凍了，農村沒什麼活，工作組也沒什麼事，領導是不是能照顧一下讓自己早點回來照看孩子。但是見那冷冷的臉色，又把話嚥了回去，覺得他是不會允許的，只有再湊合幾個月吧！到秋天工作組就該換人了。

她萬萬沒想到，沒等到秋天，大禍就降臨到她的頭上。

麥收到了，大地一片金黃。農村和縣城的學校都放麥假，吳玉萍的心又不安起來。放了麥假，大鎖上哪裡去呢？她回縣城動員兒子回老家，兒子不願意回去。因為學校要排練節目，他還參加了團體操表演。吳玉萍見說不動兒子，就去學校找老師，老師也不願讓大鎖回去，說他拉二胡說山東快書都是骨幹，半路退出表演太可惜了。老師還答應一定盡心照顧他，說這孩子挺老實，不會出事的，讓家長放心。吳玉萍終於打消了送兒子回老家的念頭。

為了演出，大鎖需要一件白色的確涼長袖襯衣和一雙鞋。老師說白襯衣配上紅領巾，顯得精神。鞋不要家裡做的布鞋，要商場裡賣的那種涼鞋，整齊好看。當時縣城裡只有一家百貨公司，涼鞋也是隻有一種黑人造革的，前面是兩道十字交叉的帶，這種鞋價錢並不貴，許多孩子早就穿過了。但是大鎖到了上初中，還一次沒穿過，都是穿家做的布鞋，還常常是補了又補。

為了鼓勵孩子學習，也覺得這幾年太虧待了孩子，這兩件事吳玉萍都給辦了。她咬咬牙花了四塊錢買了涼鞋，為了多穿二年，故意買了大一號的。想不到涼鞋本來穿起來就曠蕩，大一號就更不跟腳了。吳玉萍一看大得太多，便想去換一雙。兒子卻不肯，高興地把涼鞋抱在懷裡說：“大點不怕的，不換了，腳還長，我明年還可以穿。以前那布鞋過一年穿就特別擠腳，我可不願意穿小鞋了。”

她買了布帶兒子到裁縫社量了衣服，說急等著穿，人家給趕了半宿第二天就做好了。給兒子一穿正合適，雪白平整漂亮，兒子非常高興。媽媽問他：“好看嗎？”他說：“好看。”不知為什麼吳玉萍卻掉下了眼淚，是高興，是感慨，還是悲哀？兒子上學以後，還沒穿過這樣的新襯衣，除了外面穿的褂子是做的新衣服，裡面襯衣全是舊衣服改造的。城裡人家的孩子誰沒個三件兩件新衣？

吳玉萍抱著衣服領著兒子出了縫紉社的門，不知怎麼的眼淚又止不住地往外流。街上的不少人都奇怪地看她，她也覺得很不好意思，可是就是止不住這眼淚。她想是自己心裡太苦了，苦水就變成了淚水，一有機會就往外冒。可是事後她又回想，這是不是就是災難的先兆？如果那時自己有警覺性，不管什麼演出不演出，學習不學習，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那一切就會變成另外一種樣子，也不會有終身的悔恨了。

1976年6月27日這一天，驕陽似火，炎熱無比，正是拔麥子的高潮。人們怕熱，一早一晚幹活，中午休息。吳玉萍看望兒子回村後就病了一場，這時也只有拖著虛弱的身體參加拔麥子。

拔麥子是一年中最苦的活計，可又是必須參加的活計。麥熟一晌，說個熟就都熟了，可是這時又最容易鬧天兒，看著天氣很好，說變就變，霎時間就會狂風大作，急風暴雨。麥子熟了經一場風雨，撲倒的撲倒，掉粒的掉粒，產量就會減少很多。而且這時是活計